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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和母亲来农场 文革初期，在上海“一月风暴”推动下，安徽省的造反派夺了省委、省政府的权。下面各市、县乃至各人民公社的造反派们，均照此办理，在全省刮起夺权风。但造反派夺权后，观点难以统一，造反派之间都认为自己这一派的行为是正确的，走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对方走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加上为争夺权力和支持各自要保的老干部不同，矛盾更深。最后，两派由“文攻”发展到武斗。 解放军“支左”，是文革的武斗，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好派兵干预，用军队来稳定局面。 这也是文革混乱恶果下的无奈之举。 解放军“支左”，就是支持左派。可两派群众，谁是右派？ 对事物的认知，只有对错，何来左右？左右问题，谁也说不清楚。因此解放军的“支左”，解决不了两派武斗问题，武斗反而越演越烈。 后来在“军管”下产生的革命委员会，方显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威武、实用。 但实行军事管制，毕竟是权宜之计，名声也不好听。和平年代，何须军管？ 故迫使造反派“大联合”和解，重新拉上“革命干部”搞“三结合”执政，成必然之势。 文革开始前后不到三年，全国各地的“书记”和“长”们，从“革命领导干部”一下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转眼之间，又从十八层地狱被“解放”出来，重新成为革命领导干部。 先罚后赏，叫他们感恩戴德。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们从邓小平当年给毛泽东的三封信中，可以看到即使是伟人，也不能免俗。 苟且偷生，真不是说着玩的。现实，往往逼迫你苟且偷生。因为只有苟且，才能偷生。一个“偷”字，凸显了“生”的无奈。 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特别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形势安定后，昔日那些在学校里“说打就打，说干就干。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造反”天不怕、地不怕愚昧的“红卫兵”们，有很多人还沉浸在伟大领袖“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幻想之中，还热衷在“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之中。岂不知在当权者的眼里，他们早就被厌恶，这些人显得多余而碍事了。 红卫兵响应毛主席号召，先是“破四旧，立四新”，后是大串联、大造反、大武斗，他们都成了“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丢”的职业革命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被人驱使的走卒。 红卫兵运动持续两年多，终于使毛泽东厌烦。 面对学校长期停课闹革命学生失学的现状，尽管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一再呼吁小将们“复课闹革命”，但收效甚微。 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这三届，仅高中毕业生，有四百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 直到一九六八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老三届升学无望。 工厂尚未全面恢复生产，工人还在革命，老三届就业无望。 各种、各级领导班子的位置，更与老三届们绝缘，他们参政无望。 何况，还有更大量的在这三年里积累起来的初中毕业生在社会上游荡。 这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九六八年底，毛泽东向全国的失学学生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贫下中农若能教育学生，他们还需要让自己的子弟去城市上学吗？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随即，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此后，便有近两千万知青“很有必要”地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他们尚未成人，就要背井离乡，别亲人，辞故土，上山下乡。 这些少男少女们，远离城市和亲人，来在陌生的荒山穷乡、大漠边塞，受尽磨难。宝贵青春的荒废，美好理想的破灭，艰苦劳作的折磨，高压政治的摧残，穷困潦倒的生活，一股脑无情地纠缠着他们，而他们无法摆脱。 四、五十年以后，这些人中的有些人，在回忆起当时被流放岁月生活时，一篇篇“青春无悔”的红色文字，竟然怀念得似乎有些后悔回城了。 有趣的是，歌颂上山下乡的人，没一人留在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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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4 07:32:11
楼主
发表于 2015-5-5 19:5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