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创作的油画肖像作品《兵团女战士》,参加了安徽省建设兵团美展。 同时,我创作的中篇小说《青竹岭》初稿,安徽文艺编辑部很感兴趣。后因安徽文艺编辑部再三要求,该作品必须按“三突出”创作原则来写,我无法接受,书稿被我放弃。 在画油画的时候,我的创作力较差,但临摹的功夫尚可。我临摹汤小铭先生的油画《永不休战》鲁迅肖像,几能乱真,让人称奇。我按印刷品临摹绘制的大型油《毛主席去安源》,也颇受好品。 这年,我有幸和著名画家张悲鹭先生有了书信往来。也可以说,我们是未谋面的忘年莫逆之交。 张悲鹭先生民国六年生于四川省乐山市,先后在成都东方美专、杭州西湖艺院及日本国上野美专深造。解放前曾创办并任西南艺术学院(设重庆)院长、凌云艺术学院(设重庆北培)院长、凌云美术学院(设上海)院长,当过上海美术研究所所长。一九四九年后,张悲鹭先生继任该所所长。一九五七年奉中央教育部派遣支援安徽,在安徽师范学院(现为安徽师范大学)任教,后回上海“诗画廊”从事组织和编辑工作。 “文革”后,张悲鹭先生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张悲鹭精通水墨、水粉、油画,山水、花鸟、飞禽、走兽、人物,尤以画虎为长,为全国四大画虎名家之一。其画风是将中国画、日本画和西洋画之特点,综合融会,自成一派。 一九四一年四月,张悲鹭在重庆作巨幅长卷《百虎图》,高二尺、横长十八丈。郭沫若见此巨构,诗情澎湃,当即挥毫,在画上写下壮丽沉郁的七言古体长诗八十八行。继后有田汉、茅盾、史良、沈钧儒、叶圣陶、梅兰芳、冯玉祥、于右任等一百多位全国知名人士,在该图上题诗。张悲鹭后因从事革命宣传工作,被国民党下令通缉,一九四零年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后由宋庆龄、于右任、史良、梅兰芳等出面营救出狱。 张悲鹭先生在皖南大学(今安徽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与我二姐夫肖汉友有师生之谊。先生在“文革”中饱受迫害,被下放在合肥郊区撮镇农场干农活。 有一次张悲鹭先生去金寨出差,我二姐夫、二姐热情接待了他,并要求他指点我画画。张悲鹭先生一口答应,苦于我们各在东西,俱都身陷困境,难以见面,只能鸿雁往来。我们在书信中谈人生,谈艺术,谈遭遇,谈家常,是名符其实的忘年交。 张悲鹭先生在信中告诉我,他原名清泉,因与心仪之人罗清鹭相恋。但罗清鹭被父逼迫,要将她嫁与豪绅而愤然投江自尽。张清泉为哀念女友,改名悲鹭。 世人有关于张悲鹭先生为纪念恋人改名的传闻,但传闻毕竟是传闻,先生给我的亲笔信,则是此说的第一手佐证资料。 张悲鹭先生于一九九三年病逝。 张悲鹭先生为实实在在帮助我学习绘画,给他的学生、天长县文化馆的画家葛彬尧写了一封信,要他全力以赴帮我解决在学习绘画上的困难。我曾多次到天长县文化馆求教于葛彬尧先生,葛先生送过我很多绘画的学习材料和美术理论书籍,还送我很多很昂贵的油画颜料,对我的帮助十分巨大。 油画颜料很贵,我不能全指望葛彬尧先生赠送,有时只好自掏腰包购买,使我的经济压力很大。在临摹《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时,我是将家里的一床被单,当做油画布蒙在画框上画的。 为此,小杨与我大闹一场。 我苦学二胡、乱写词曲,信马由缰、好奇地在艺术的芳草地上寻觅、探索。这时期,我特别想离开兵团,能成为一名文化艺术工作者。 我开始写信给我姐姐,请她设法帮我调动工作。 我母亲、弟弟和二姐一家都在金寨,回老家六安已无意义,只能去金寨。但我只在金寨念过两年小学,没有任何人脉关系,因此只能依靠二姐和二姐夫帮我奔走求人。 国营单位的工人,调动工作十分艰难。 “农林四场”的工人要求调动工作,不仅困难,还只能对口调动,根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 建设兵团名义上是解放军部队编制,很好听。但在兵团战士调动工作时,却是按对口“农林四场”的政策办理。杂牌军本质,一览无余。 “农林四场”即国营农、林、牧、渔四行业单位,简称“农林四场”。 “农林四场”的工人调动工作时,首先是要当地劳动局给你出具接收证明,即商调函,有了商调函,你所在单位才会给你开调令。而劳动局出具接收证明的条件,是得有单位愿意接收你。各单位的经费,都是上级的固定拨款,增加人员就是增加本单位开支,故而各单位谁也不想增加人员。 二姐和二姐夫为我调动工作,多方多次送礼求人,屈尊、无奈、冷遇、尴尬,言之不尽。 对于调动工作,我只能抱着尽人力,听天命的宗旨,耐心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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