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

龙行天下

正在北京呆得欢，
妹妹来信劝回还，
谁知妹妹已病逝，
愁云惨雾满家填。

枪神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5-6-26 08:34
正在北京呆得欢，
妹妹来信劝回还，
谁知妹妹已病逝，

谢谢龙行天下朋友的关注及点评！

枪神

第六章  风波再起

随着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狠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在运动初期因各种原因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的小人物，都得到了平反。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元月这段时间，先后在贵县体育场和东北大队棉村小学召开平反大会，给我们插队知青予以平反。1967年春节过后，我们回城的绝大部分插队知青响应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就地闹革命”的号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劳动，投入春耕备耕工作。但我们没有预料得到的是，我们主动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并没有得到生产队的欢迎。显然，我们表面上是得到得了平反，实际其余毒并没有肃清，社员他们在那纯朴愚味的阶级感情驱使下，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这些插队青年永远都是“黑帮分子”，是他们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再加上我们这些插队知青下到乡里直接的和农民们争口粮，使本来就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我们的到来触犯了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根本不欢迎我们的到来。现在我们又被打成“黑帮”反动分子。因此，他们的新仇旧恨无法根除。下乡初期建立起来的那种融洽随和的关系早已荡然无存，除了敌视、冷漠之外，永远是一种尴尬、别扭的气氛。对我们插队知青之间的正常往来，他们想横加干涉，无奈又找不出什么正当的理由，他们只能严加“关注”，处处监视盯哨我们的行动。

在政治上他们暂时也无法找出什么茬来整治我们这些知青，但他们利用他们那点可怜的手段来欺压我们。在派工时，把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安排我们去做，我们知青和生产队里的强劳力干一样的活，可到了评工分时我们知青所得的工分连他们的一半都达不到，对我就更加苛刻，每天只记2-3分，连吃饭都成问题。文革初期时他们给我的工分每天只有一厘，后来虽说给平反了，但在经济上并没有给我应有的補偿，可我从未和他们计较。现在他们仍然继续在经济上对我进行如此赤裸裸的迫害，这不是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吗？还让我生存下去吗?无处说理，无法可讨。在乡下那里，我是无法生存了，忍无可忍我愤然收拾行李，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立即打道回城。1967年5月我到了湖南衡阳我二姐家，在那动乱的年代我也只能釆取消极逃避的办法了，其他队的知青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的遭遇。

在湖南的这段时间里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时刻都在惦记牵挂着贵县，因为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有我的母亲和插队的伙伴，不知他们情况如何，过得怎样？在衡阳我也无法整天在家呆着，常上街走动。有一天在街上看见张贴关于湖南知青的大字报，相同的命运，一样的遭遇，对我震动很大，同时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我特意去査访並找到了衡阳知青的联络点，並由此认识了翟国栋、欧文彬等衡阳知青。自此之后，我每天都上街走走看看，到衡阳知青联络点和他们聊天、交谈，从而使我了解和看到了很多有关湖南、衡阳插队知青的悲惨遭遇，湖南知青他们那股敢闯、敢干、敢为的劲头和不屈的抗争精神，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憾，在衡阳再也坐不住了。心想，我不能就这样算了，这样显得自已太懦弱，而且撇下与自已命运相同的插队伙伴，自个跑来湖南躲安逸，这算什么呢？也太沒够哥们义气，况且我也咽不下这口气，决定立马返回贵县。

枪神

就这样，1967年9月20日离开了贵县4个多月时间，我又回到贵县了。一下火車, 回家放下了行李, 不顾家人的拦阻, 我便急怱怱地去找我的挿青朋友们, 听了他们对我的纷纷诉说,我才知道在我离开贵县这段时间里，贵县也发生了不少事，而不久前贵县发生的武斗流血事件与插队知青息息攸关。1967年9月12日（即我准备回贵县的前一个星期），贵县发生了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武斗流血死亡事件，我所在的街道——县东街的一名无辜老人，被那些号称贫下中农的进城农民活活打死了。而事情的起因正是由这些所谓的贫下中农引起的：在9月10日中午时分，时值赶集日子，街上往来的人特别多，这时附城公社东北大队的武装民兵在一些人的唆指下, 浩浩荡荡开进城来游行，在游行过程中，他们自恃有贫下中农这个响噹噹的牌子，气焰嚣张地呼喊“火烧贵县城”，“踏平贵县城”的口号，因此激起县城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城上群众，自发而起, 一呯百应，对这群游行民兵进行围追，并把他们团团困住，从口水战发展到肢体冲突，群情激愤难以抑制，在双方的打斗中一个进城民兵被打死了，使矛盾上升到白热化。9月12日, 在“联指” 派组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 以贵县附城公社东北大队（即棉村）一农民被打死为借口，挑动了不明白整个亊情真相的附城东北大队一带数百名农民, 手持禾叉、铁锹、棍棒、镰刀等器具, 气势汹汹, 冲入城区, 不分青红皂白、見人就打, 并竟然对着一个手无寸铁的躱逃不及的无辜老人，用禾叉将她活活叉死。这一暴行激怒了县城群众。B 派组织的“贵城革指” 马上组织城上群众，将闯入城区的附城农民分割包围在“新广东照相舘” 门前和设在县东街的附城公社办公室门前这两个地段内。以中学生和街道青年为主力的城区群众，倚仗地形优势，最后不但将200多名农民团团困死在附城公社办公室门前那一狹小的地段里，而且还有百多人在两侧楼顶上居高临下，狠砸石头、砖块，被困的农民随时有被乱石砸死的生命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驻贵部队闻讥，当即组织数百名觧放军战士徒手火速赶到出亊地点，一边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一面筑起数道“人墙”， 将冲突的双方人群分隔开来，但占据在楼顶上的群众并未觧恨，仍不时往下掷东西。此次武斗共计有3人死亡、32人負重伤、60左右人不同程度的轻伤。这就是当時轰动贵县的“9.12”惨案。为此，使城乡矛盾极为紧张恶化，县城里人心惶惶，棉村东北大队的社员也不敢自个进城了。

附城公社东北大队就是我插队所在的农村。“9.12” 亊件发生的时候，我还远在湖南衡阳我姐姐处，据插青队友他们对我说，发生事情的当天，绝大多数插青当天都是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当时回城里休息。但由于当时进城的大多是我所在大队的农民，而此次进城损兵折将，伤亡惨重，颜靣尽丧，因此大队领导恼羞成怒，把所有的怨气、怒气统统集中发洩到我们插青身上来。並凭他们的猜测和憶断，判定我必然是此次事件的主要策划、组织者之一，对我更为恨之入骨。夲来，农村就不欢迎我们这些人到他们那里去插队，因为我们去到他们那里挿队, 很明显就分薄了他们的利益，“9.12” 亊件的发生，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驱赶插队青年离村的最好机会和借口。同时，也为1968年8月份后，那些被赶回城的插队青年，由于中央的“7.3” 布告、“8.24” 布告、“10.8” 通知，又被从城里強行遣送返回农村，並有大部份插青不同程度地横遭批斗，甚至惨受毒打、迫害埋下了深深的祸根（此是后话）。在上头的某些人物的授意和纵容下，大队马上下令所有有插队知青的生产队必湏立即将插队知青全部赶离农村，特别是那些被他们列入黑名单的人，被认为是所谓的“危险分子”，更不能收留。就这样，在东北大队插队的一百多知青几乎被他们全部赶了出去（当然，除了几个是他们认为比较听话的另类外），除了自已的衣服用具外，粒米都不让拿走，净身扫地出门。听完了他们的诉说后，我的头都被气炸了，这不是欺人太甚吗？根本就不把我们知青当人看，我们不能再这样忍受下去了。我在湖南时看到的和听到的当地上山下乡知青的情况给了我很大的啓迪，使我明白下乡青年只有抗争才有出路，只有抗争才能生存。为了让我们的抗争能得到社会上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必须要将我们的真实处境，让全社会都知道。因此，经过和部分插队青年商量，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组织贵县插队知识青年上街游行，争取我们插队知青的最起码的人身权利，维护我们插队知青最起码的做人----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人——所应具有的尊严。

龙行天下

文革气氛实在糟，
城乡矛盾激化到，
知青中间受迫害，
胡乱栽赃任意闹。

雾梦

枪神 发表于 2015-6-27 17:40
就这样，1967年9月20日离开了贵县4个多月时间，我又回到贵县了。一下火車, 回家放下了行李, 不顾家人的拦阻 ...

相比之下，雾梦经历的知青生活简单了许多。想想楼主那里的知父母该为儿女操多少心担多少怕啊~

枪神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5-6-28 07:55
文革气氛实在糟，
城乡矛盾激化到，
知青中间受迫害，

谢谢龙行天下朋友的关注及点评！

枪神

雾梦 发表于 2015-6-28 16:20
相比之下，雾梦经历的知青生活简单了许多。想想楼主那里的知父母该为儿女操多少心担多少怕啊~ ...

谢谢雾梦朋友的关注及点评！

枪神

经过简单的准备，1967年9月21日晚8点左右，临时知青游行队伍组成，我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也是指揮者。由于“9.12”事件刚刚过去不到10天，“9.12”惨案的阴霾浓雾还笼罩着整个县城。此时天刚入黑，街上的商铺都关门了，街上行人很少，除了路灯映出暗淡的灯光外，城已到处静悄悄的。在我的指挥下，我们这支插队知青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上街了。

“反迫害、反歧视、争自由、求解放！”

“还我青春！”“还我口粮！”“还我户口！”“还我战友！”（同在东北大队插队的知青岑一清无故失踪不见了，直至现在究竟是生还是死，音讯全无）。

悲壮、激昂的口号声划破了整个贵城镇的上空。这是我们这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发自内心深处滴血的呐喊！

还未从“9.12”武斗事件死人的恐怖惊吓气氛中回过神来的人们，听到这激昂的口号声，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赶忙轻轻的打开一线门缝往外窥看。当知道是我们下乡知青为了捍卫维护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游行时，那颗悬挂在半空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许多群众对我们插队知青的情况是有所理解的，他们除了“唉……”的一声声长长的同情然而又报之无奈的叹息声外，他们又能给予什么帮助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插队知青来说，能得到他们这一声发自内心的叹息声，我们就很知足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时，他们对于我们发自内心的悲愤呐喊也表示担心。因为在当时那个疯狂的岁月，那个极度敏感的政治氛围中，我们这些另类的呐喊声与当时的时代旋律显得多么的不合韵，而必然不为那个红色恐怖年代所容纳，更是被视为大逆不道。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要有一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和斗志，才敢在那个年代，高呼出那样不合时代旋律的口号。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后来这也成了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确凿铁证”之一。

我们插队知青队伍游行经过县委，镇委的大门口，环绕贵县城区游行了一周。我们的行动宛如向一湖平静的水，投进了一块石头，它溅起了水花，泛起了涟漪，而不再平静。

第二天，我又组织插队知青到县委县政府，找县安置办（当时专负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个机构），要求解决我们知青的户口、工作等问题。可是安置办的领导，对我们避而不见，工作人员又推三推四不予理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商量，认为既然已闹到这个地步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闹到底，为了把我们的行动造成更大的声势和影响，决定将我们的“革命行动”升级---组织大家在县委门前静坐。在当时的中国，只要你往高处一站，宣讲一阵，讲完之后举臂高呼，这就是革命行动了，何况我们打着的是声讨批判所谓的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山下乡路线”的牌子，冠冕堂皇，口号响亮。更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存。从组织静坐开始时，我一再强调要求大家不要有任何过激行为出现，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枪神

我们向县镇领导和现安置办公室提出了我们两个最基本的要求：“1、县安置办出面和附城公社东北大队协商好，解决我们的口粮（因为那时粮食是每人每月定量供应的），也是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2、安置办要和有关部门单位处理好，保证我们插队知青，今后在生产队的人身安全及劳动报酬问题。对于我们这么两个极为简单廉价的要求，他们却不肯给予理会，把我们的静坐当作看耍猴似的，知青们很是悲愤。因此，在中午12点，县政府机关食堂开饭时，我组织了十多个人，按当时年代的时髦话说就是“兵管”了他们县政府机关干部的食堂。当时心想，要闹干脆就闹得大点，反映问题你们不理。我们挨饿，你开饭，世上哪有如此便宜之事。于是我们把机关食堂当餐的饭菜全部拿去分给静坐的知青们吃了，虽然当时的吃相确实有些狼狈的样子，但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很惬意。

静坐进行了两天，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而流产了。这本就是我所意料到的结局。静坐虽无果而终，但在社会上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社会上对我们的理解和同情，这就是我所祈求能达到的目的。

要求县政府解决问题无着落，我们这些插队青年回城也不可能永远的倚赖本来就很贫困的家庭，当时定额定量供应粮食，多少口人就多少粮食凭票购买，我们这些都是正在长身体的青年，要吃饭，要生存。我们只好各自在县城内找些临时活干，我做过泥水工、担砖、担煤、扛包、装卸、挖土方等苦力活，为了赚钱，为了活命，什么累活重活我都干。在那段时间相对是平静些了，因为为了找份买苦力的活干，还得低三下四的求人家的怜悯同意才行，做人落魄到如此地步真是霉极了。

我在去贵县港务所码头参加挖土方的時候，一天，突然发生塌方亊件，受伤十多个人，其中有两个老头重伤，整个工地的人都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处理？面对这突发亊故，我主动担当起组织指挥抢救工作，联系救护车，並亲自将两个重伤的护送往一九一医院进行抢救。但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我又积极协助死者家属做好善后工作，还亲自去抬棺材出殡，我的这些行动很得街坊群众贊叹。那時候，想找一份苦力工来做，也十分困难，因此，发生了工伤死亡亊故，也不懂得去要求索賠，反正中囯人的命也就是那么的不值钱了的，只有自认倒霉罢了。

就这样我们白天去做苦力，晚上闲得无聊，闷得发慌。我便约上几个知青上街闲逛，边遛达边看街上两边的大字报，表面上看，我们这些插青也挺悠闲自在的，其实我们心里的那个苦，有谁能理解？

可能是由于各地的上山下乡青年“倒流”城市闹得比较凶的缘故（那时人们把知青回城叫“倒流”），因此，中央在1967年10月8日，针对上山下乡知青的情况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的名义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中措辞严厉，强令上山下乡知青必须要立即无条件返回农村，明确规定城里的两派组织不准接纳上山下乡知青（简称10.8通知），各地的安置部门如获至宝，他们大张旗鼓的到处张贴此通知。中央当时这种不顾上山下乡知青的现实情况所下发的压制性文件，官僚作风引发了广大上山下乡知青的强烈不满和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