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1967年9月20日离开了贵县4个多月时间,我又回到贵县了。一下火車, 回家放下了行李, 不顾家人的拦阻, 我便急怱怱地去找我的挿青朋友们, 听了他们对我的纷纷诉说,我才知道在我离开贵县这段时间里,贵县也发生了不少事,而不久前贵县发生的武斗流血事件与插队知青息息攸关。1967年9月12日(即我准备回贵县的前一个星期),贵县发生了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武斗流血死亡事件,我所在的街道——县东街的一名无辜老人,被那些号称贫下中农的进城农民活活打死了。而事情的起因正是由这些所谓的贫下中农引起的:在9月10日中午时分,时值赶集日子,街上往来的人特别多,这时附城公社东北大队的武装民兵在一些人的唆指下, 浩浩荡荡开进城来游行,在游行过程中,他们自恃有贫下中农这个响噹噹的牌子,气焰嚣张地呼喊“火烧贵县城”,“踏平贵县城”的口号,因此激起县城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城上群众,自发而起, 一呯百应,对这群游行民兵进行围追,并把他们团团困住,从口水战发展到肢体冲突,群情激愤难以抑制,在双方的打斗中一个进城民兵被打死了,使矛盾上升到白热化。9月12日, 在“联指” 派组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 以贵县附城公社东北大队(即棉村)一农民被打死为借口,挑动了不明白整个亊情真相的附城东北大队一带数百名农民, 手持禾叉、铁锹、棍棒、镰刀等器具, 气势汹汹, 冲入城区, 不分青红皂白、見人就打, 并竟然对着一个手无寸铁的躱逃不及的无辜老人,用禾叉将她活活叉死。这一暴行激怒了县城群众。B 派组织的“贵城革指” 马上组织城上群众,将闯入城区的附城农民分割包围在“新广东照相舘” 门前和设在县东街的附城公社办公室门前这两个地段内。以中学生和街道青年为主力的城区群众,倚仗地形优势,最后不但将200多名农民团团困死在附城公社办公室门前那一狹小的地段里,而且还有百多人在两侧楼顶上居高临下,狠砸石头、砖块,被困的农民随时有被乱石砸死的生命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驻贵部队闻讥,当即组织数百名觧放军战士徒手火速赶到出亊地点,一边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一面筑起数道“人墙”, 将冲突的双方人群分隔开来,但占据在楼顶上的群众并未觧恨,仍不时往下掷东西。此次武斗共计有3人死亡、32人負重伤、60左右人不同程度的轻伤。这就是当時轰动贵县的“9.12”惨案。为此,使城乡矛盾极为紧张恶化,县城里人心惶惶,棉村东北大队的社员也不敢自个进城了。 附城公社东北大队就是我插队所在的农村。“9.12” 亊件发生的时候,我还远在湖南衡阳我姐姐处,据插青队友他们对我说,发生事情的当天,绝大多数插青当天都是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当时回城里休息。但由于当时进城的大多是我所在大队的农民,而此次进城损兵折将,伤亡惨重,颜靣尽丧,因此大队领导恼羞成怒,把所有的怨气、怒气统统集中发洩到我们插青身上来。並凭他们的猜测和憶断,判定我必然是此次事件的主要策划、组织者之一,对我更为恨之入骨。夲来,农村就不欢迎我们这些人到他们那里去插队,因为我们去到他们那里挿队, 很明显就分薄了他们的利益,“9.12” 亊件的发生,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驱赶插队青年离村的最好机会和借口。同时,也为1968年8月份后,那些被赶回城的插队青年,由于中央的“7.3” 布告、“8.24” 布告、“10.8” 通知,又被从城里強行遣送返回农村,並有大部份插青不同程度地横遭批斗,甚至惨受毒打、迫害埋下了深深的祸根(此是后话)。在上头的某些人物的授意和纵容下,大队马上下令所有有插队知青的生产队必湏立即将插队知青全部赶离农村,特别是那些被他们列入黑名单的人,被认为是所谓的“危险分子”,更不能收留。就这样,在东北大队插队的一百多知青几乎被他们全部赶了出去(当然,除了几个是他们认为比较听话的另类外),除了自已的衣服用具外,粒米都不让拿走,净身扫地出门。听完了他们的诉说后,我的头都被气炸了,这不是欺人太甚吗?根本就不把我们知青当人看,我们不能再这样忍受下去了。我在湖南时看到的和听到的当地上山下乡知青的情况给了我很大的啓迪,使我明白下乡青年只有抗争才有出路,只有抗争才能生存。为了让我们的抗争能得到社会上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必须要将我们的真实处境,让全社会都知道。因此,经过和部分插队青年商量,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组织贵县插队知识青年上街游行,争取我们插队知青的最起码的人身权利,维护我们插队知青最起码的做人----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人——所应具有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