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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乡纵横谈 吕秋梦/文
人的认识是积累形成的,它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把知青上山下乡放在纠正前三十年的错误,尤其文革中执行极左路线的框框中进行批判,持负面结论的人较多。随着讨论的深入,以及当年的知青走上了主要领导岗位的社会现象,议论的人多了,似乎持正面看法的人也多了起来。其实对知青现象没有必要争个非黑即白的结论。文革中大批青年学生集体下乡的政策是不能持续的,但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探索和实践。在知青大多数人仍然健在的今天,回顾那段岁月,留下真实的足迹和感悟,为后人研究知青历史提供有价值的依据,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也是给自己和子孙的最后交待。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国家走好今后的路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这是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初衷和意义所在。
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功过是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察角度和评判标准。最近经朋友推荐,读了采访知青学者某教授的文章,觉得有话要说。
某教授从经济生态的角度论述了知青政策的启始和发展,并归结为经济体制的原因,很有道理。任何重大的社会现象必定有经济的原因。我认为知青政策说到底仍属于经济政策调整的范畴。接着他用“逆潮流”的观点,用知青“被剥夺了选择权”的人权观点,全面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就很有商榷的必要。他的错误在于脱离了国情,把负面现象无限上纲,并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最后竟然提出了“老三届是喝狼血长大的”极端言论,就更出格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是“农民进城”并没有错,但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状况。社会发展是分阶段性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以后,因各种原因,经济发展的要求消化不了城市就业人口的增长,不可能提倡农民进城。当时也有少量农民为了生计游走在城市角落,人们称他们是“盲流”,人人都明白的国情认为这是“逆流”。
知青上山下乡的道路作为我国长期的政策导向,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时至今日,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仍然是我们反对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坚持群众路线和培养干部等重大举措的理论基础之一,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现在大量农民进入了城市,为发展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出现了农村年龄结构失衡,老幼病残留守的不良苗头。如果不提倡城市或已经进入城市的有知识、有一技之长或有资金的企业家,回乡和下乡,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和实现现代化就很难完成。没有美丽的农村那里有美丽的中国!如果不重视农村出现的问题,早晚会拖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时代不同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随着认识的改变,下乡的任务也变了。过去下乡的任务是“结合和改造思想”,现在下乡是发展农村经济,是合作和服务的关系,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目标是一致的。只要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公正,就是好政策。不存在农民进城就是顺应潮流,城市人下乡就是逆潮的问题。只要存在城乡差别,地域差别,这条路还要走下去。
我们认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并不是提倡文革中仓促的、近乎一刀切的城市学生上山下乡的运动。文革的上山下乡过分强调了政治意义,勿视了许多实际困难,在政策的执行中又漏洞百出,伤害了部分知青和他们的家长,虽然暂时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又激化了新的矛盾。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持续的。
我认为知青政策的产生、发展和结束是社会矛盾互相转化的结果,不是文革错了知青政策也必然是错误的那么简单。比如,知青上山下乡之时,中苏对立,随时有爆发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险。城市挖洞,学生下乡、工厂搬迁、干部下放,都与疏散城市人口,调整布局,进行备战有关。中美苏三角关系突变,战争危险解除了。国际关系博弈的结果也是我们调整包括知青政策在内的许多国内政策的重要因素。
坐而论道容易,治理国家很难。文革的大错已经铸成,“老三届”无学历也无工作,不但是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也挡住了弟弟妹妹的今后出路。怎么办?有人会说赶快结束文化大革命,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的。权衡利弊(包括备战因素),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是相对合理和可行的选择。虽然被逼无奈,也只能以空间换时间,硬着头皮走下去。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伟人放了一个屁,虽然有点臭,但可以暂时缓解肚子疼。如何找到病根治好肚子疼,那是以后的事了。
用“选择权被剥夺”的西方人权观点把知青的历史描绘成了“悲惨世界”,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西方的文化传统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权益。“个人主义”在促进社会发展,尤其在经济领域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西方是“个人至上”的价值观。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直教育我们“先国后家,先人后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国家至上”的价值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的文明。建国以后,我们提倡的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兼顾的好不好是一回事,这些大道理已深入人心也是不争的事实。了解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老三届”的学生虽然大多数人并不情愿,但党和国家一声号令,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爱好和追求的人都能够在短期内暂时抛弃个人利益,加入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当时几乎没有选择也是实际情况,不下乡也不能升学和参加工作,只能靠家里养着,谁愿意当“寄生虫”?形势和理念决定了知青上山下乡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反映了共产党在犯错的时候仍然在人民中有威信,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这也是共产党长期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
知青下乡以后,他们深切的感到了农民生存的艰辛和低下的社会地位,知青自己生活都很困难,别说将来养家糊口了,“肚子和面子”决定了大多数人并没有一辈子当农民的打算。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国家不会老这样,知青政策将来会有变化,至于变化的时间和方式他们并不清楚,总之转机是存在的。知青并不奢望能回到大城市,只要脱离农民身份就好,干什么工作,在什么地方落脚都无所谓。知青在下乡的前二、三年还是相对稳定的。一部分人努力锻炼改造自己,准备将来接革命的班。一部分人边劳动还不忘自己学习,为将来的前途打基础;一部分人想法不多,只知道挣工分吃饭。还有一些知青对前途悲观失望,有些人的不幸遭遇就是从“认命”开始的。苦难对意志坚强的人是财富,对意志弱的人很可能就是坟墓。一些知青的悲剧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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