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阶段,成为了运动的“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开始“上山下乡运动”,国务院以下各级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知青办。运动的推行是强制性的。不排除个体的自愿的行为,而大多数人的“自愿”与上一阶段的自愿已有质的差别。此时知识青年的称谓已定位于到农村、农场插队落户的城镇青年学生,“知青”成了他们既非学生也非农民的职业定位,地位也不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而跌落为中国社会最底层——被“贫下中农”教育的对象。
1968年的文化生态已非常恶化。一片肃杀凋敝,几乎所有中外文艺作品都因被打成“封资修”而被封杀;大批艺术家被打倒遭受迫害。歌曲的创作与传播,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与民心相背离,已呈现出“地上”与“地下”两个时空并存的状态。具有强力组织机构、掌握公共资源的主流媒体与“地下”流播的歌曲在内容上的截然不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冲突,“地下”流播的歌曲遭受打压,作者、传唱者遭受迫害。以“南京知识青年之歌”作者任毅所遭受的迫害最为典型。
在这一阶段,清楚地显现出两类知青歌曲的鲜明对比。对这一阶段的知青歌曲形式与类别作辨析,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
许多文革中专门为动员知青下乡而创作的歌曲,收录在知青歌集《青春咏叹》的“热情奏鸣”的章节中。这些歌曲是为了配合上山下乡运动而组织的各种“编写组”、“创作组”创作或“集体创作”的。运动初期,还来不及创作新歌曲,就选择一些在群众中传唱较广的老歌改词,以应急需。最典型的是朱践耳“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经“集体改词”就专属知青了:“……革命的青年,无限忠于毛主席。打起背包高举红旗,上山下乡志不移。到广阔天地中接受锻炼,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仅歌词,旋律也因改词的原因有所变化而显得有些怪诞。这些文革意味浓厚的歌曲虽然喧嚣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始终,但由于文革对人类社会及人类文化发展进步的反动,因此它们在那个年代歌曲流播的“地下”——人民心中是没有地位的,因此也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
官媒传播的歌曲,以专业词曲作家为主;民间流播的歌曲大多是业余作者。因此,从歌曲的创作技法上来说,民间流播的知青歌曲刚开始出现时,量虽然较多,但大多都很粗糙,一方面是真正的原创并不多,且遵循创作规律有章法的尤其少。另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改编歌曲,但改编的水平不高。这和绝大多数知青词曲作者缺乏相关专业的知识与训练有直接关系。但是,这类歌曲抒发的是知青内心的真情实感,描写的是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
音乐表达的是人类的思想感情,是人类 社会现实 生活的反映,知青歌曲就是知青生活的真实反映,是知青思想感情的真实表达。真实,即所谓“胸有块垒以歌扬之”、“劳者歌其食”。这些产生于狂热、困顿、迷惘、苦闷之中的知青歌曲,所记载的信息、表露的情感是客观的,与文字有所不同,它不因岁月流逝而发生变化,并不受后来主观因素的影响,不会因大脑皮层接受的其他信息而改变,这使得它具有了原生态的不可变性。在这点上,它与“化石”、“文物”是一样的。抢救与发掘,于历史、于后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知青歌曲,尤其是“地下”流行的那些被斥为“黄歌”、“反歌”的,是那个年代唯一实现了上述音乐社会属性的,与文革“高、强、响、硬”假大空的歌曲形成了鲜明的比照。知青歌曲反映的是知青一代人世界观、价值观发生剧变的真实记载,是他们历经磨难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的真情表达。在少年向青年过渡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侯遭遇的颠覆与重创,深刻且深远地影响了他们以后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及价值观念。同时,知青歌曲也是那个年代文化现象研究的重要佐证。知青歌曲感情真挚,通俗上口,贴近百姓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感情,为当时乏味的音乐生活注入了一股清流,在地下传唱知青歌成了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时尚,开启了中国大陆现代流行音乐的先河。那些或哀惋、或怨愤、或调侃玩世不恭的歌曲,无不在置疑、反叛着那个年代。它与当时在地下涌动着的读书思考的暗流一样,成为了变革前夜的准备与铺垫,尽管它更多是出自于自身感情抒发需要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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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指示下达后,马上就要别故乡,
告别亲爱的战友们,知青就要去远方。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锻炼成长。”
在文革意味浓烈的歌声中,知青们出发了。他们满以为能像铲除“封、资、修”一样,将千年积淀的贫穷落后打个落花流水,满以为只要“经风雨见世面”,就会长成参天大树。尽管后期下乡的“新知青”已明白这一运动是怎么回事,但那早已溶于血液中的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由此而生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仍是最本真、最原初的动机。为此,他们注定要承担这个国家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危机与压力,这是他们的宿命。
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巨大反差、曾经叱咤风云的小将跌落到社会最底层。知青经历了理想、信念、追求、精神、欲望的破碎和无所皈依,那被心如死水万念俱灰的幻灭感咬噬着的不甘幻灭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拒绝沉沦而又无法抗拒不得不沉沦。这是少年到青年转折期心理生理成长、性格形成的重要阶段遭受的重创。“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胸有块垒,以歌扬之。知青歌曲就是在岁月之河的大跌大宕大起大伏大悲大喜大波大澜的落差中产生的。
思念故乡和亲人是知青歌曲的第一主题。被抛掷异乡颠沛流离倍尝人生艰辛滋味的人们,对故乡亲人产生了刻骨的思念。“南京知青之歌”、“武汉知青之歌”、“告别广州”、“山西知青”、“沈阳啊沈阳”。 “……望断X城,不见妈妈的慈颜,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梦魂何处归,空有泪涟涟,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故园家乡……”泪浸思乡曲,亦歌亦泣。“回家”这一渺茫而又固执的念头几近成为人生的唯一要求。在这一主题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自伤、自残、自杀的血泪惨剧,以人格尊严为代价忍辱含垢有幸病返、残返、困返的知青的心灵和生活,从此坠入了一个难醒的恶梦。
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在知青生活及其歌曲中,是苦涩辛酸的。那时的知青恋爱属被禁之列,受教育的少男少女们一下乡几乎都要接受类似训诫:“……知哥一下车农二哥就说……第三不许谈恋爱,免得在农村走不脱。”客观上回城、就学、参加工作的政策规定前提之一就是未婚,这些青春男女的婚恋大多陷于欲爱不成,欲罢不能的境地:“知哥知妹心一条,可惜我们命不好,等到哪年能回城,那时再把朋友交……”,“不是我不爱你,实在是没法爱呀,我的小妹呀”。那个时代变态畸形的婚恋观将爱情与“黄色”绑在一起,以高涨的热情对知青的恋爱予以特别“关注”,由此引发了不少因捆绑批斗、示众游街导致的精神失常、自尽等事件。即便是已婚知青,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困窘的生活苦不堪言,有的返城时又被迫离异。许多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曲后面都有凄美、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在知青歌集《青春咏叹》续集中的“娜娜之歌”、“惨然的微笑”等歌曲后面,都附有相关故事的文字。“锁链”、“一封来信”的背后也有着十分纯美的故事。那个年代里知青歌曲中的那些爱情故事,真的可以单独成书。
“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正处于发育阶段的知青们的饭食确实淡寡量少,笔者有过把农民埋了的瘟牲连夜挖出来烤了吃的事情,探家时还曾有过上桌不用菜一气五大碗的记录,令弟妹瞠目结舌父母泪水盈眶。于是知青们便常有精神会餐,一曲“成都小吃联唱”:“钟水饺赖汤圆龙眼包子担担面……”唱得口中清水滚滚,腹内饥声隆隆;还有“稀饭是铁,干饭是钢,稀饭没有干饭香!”等等。
对于那个疯狂时代的荒唐、愚昧、丑恶,知青歌曲极尽嘲讽讥诮嬉笑怒骂,有诙谐调侃的“知哥下乡”;有反话正说的“幸福谣”;有嘲己喻世的“楼上情歌”、“知妹的丈夫”等。“……光棍子光,光棍子一天到晚忙又累啊,下工啊没有一个热地方。人家的姑娘小子白又胖啊,光棍子没有媳妇多悲伤。光棍子光,哈!”
精神的压抑和物质精神的极度贫乏,使知青对文革歌曲、样板戏、语录歌产生了排斥情绪,叛逆者们一把扯去了“黄歌”的封条,率先解放了大批中外歌曲。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偷听“敌台”——澳广,超前地“享受”了港、澳、台的流行曲。此举各地知青是惊人的一致。
70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已穷途末路,各种社会矛盾交集冲突,引发了“大返城”风暴,罢工、请愿、卧轨、绝食、集体下跪一发不可收。此间,一些情绪悲壮、控诉性质的歌曲产生了。“北上请愿歌”、“恨气歌”、“望乡曲”等等。它们的产生,表明当时知青政策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不可遏止的民心所向决然击破了文革定势思维的桎梏。还有,在惨烈的热带丛林游击战中飘扬的绝唱……(因审查原因没有收入知青歌集《青春咏叹》续集),那些穿翻领军装戴红布五星的年轻的身影,成百上千地隐没于边境那边的热带丛林,许多人再也没能回来……。(知青中的这一人群因其特殊经历,与 “大返城”一样,成为塑造知青音乐群像材料中“刚性”很重的元素。这些刚性元素如果完全去掉,知青的音乐群象:除了狂热躁动,就是哀怨诉说——神经质的怨妇而已。《青春咏叹》续集出版的审查经历4年,“大返城”的内容终于得到审查部门通过,但“参加世界革命”的知青内容的缺失,依然是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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