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国者 于 2017-10-22 11:48 编辑
人跟人，都一样，都经历过时代与梦想, 经历过阳光和污浊。说一样，其实也不一样，不一样的感悟，不一样的面对。 《广阔天地》李扬 六八年九月初。 这天，金秋送爽，艳阳高挂，杨陵中学大门外，土操场上红旗摇曳，锣鼓喧天，我们杵着铺盖卷，登上贴满大红标语的卡车。看着车下我妈苦涩的泪水，我鼻子直酸，我知道，我妈是担忧我的残腿，怕我这样下乡落户可咋办？说心里话，父母的忠告，我当时哪听得进去，我非要涌进社会大潮去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其实我这条腿，县里已经通知过学校“属于免下”，但那时的我们“忠诚、激进和忘我”胜过生命！我咬破指头写下血书“扎更农村干革命，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们下到武功县贞元公社桃园村落了户。 无数个日日夜夜艰苦劳动，重活脏活抢着干，生产队长看我腿不好派轻活给我，我跟他吵架——我不要照顾！ 饲养室起粪，我把裤腿一挽鞋一脱，赤脚踩在半尺多厚的牲口粪尿里干，老贫农心疼地直劝我“娃呀，这粪里潮，光着脚对你喔腿不好！”我心砰然——要培养贫下中农感情，就得这样！ 一到冬天，天天“鸡起”往地里拉肥（鸡一叫就起，约摸凌晨四五点）。我们村在塬上，地广人稀，一人拉一辆架子车，顶着西斜的月亮，冒着刺骨的寒风，一气儿跑四五趟天才麻麻亮。身上汗透了，脸和手却冻得红通通。 给牲口挖苜蓿根，也是冬天的活。在大田里抡镢头刨冻土，一根一根从冻土里再捡出苜蓿根，收工时镢头尖儿挑着一捆“战利品”，迎着冻风，望着夕阳，心里乐滋滋的。可是天一黑，我孤身一人回饲养室就寝，麻烦就来了（首批知青下乡，基本无人管理，白天吃饭，晚上睡地儿都成问题）。 我的左髋关节有残疾，冬天在开阔地里干活，凛冽的寒风侵蚀着关节，到了晚上，髋关节钻心地烧疼，疼痛难忍，在饲养室的土炕上躺着不成，侧着也疼，疼得我浑身冒汗大汗淋漓……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憋住气慢慢地翻过身来，仰面朝天，双手倒撑，让全身挺直，髋部悬空……因为嫌冷，饲养员回他家去睡了，此刻，四面透风的牲口棚里仅剩下了我一个人，还有我的年轻和坚挺……不知多久，迷迷糊糊中烧疼的髋关节稍稍松软了，我才看见昏暗的油灯下，还有队里的马和牛陪伴着我，它们安详地“咯吱咯吱”嚼着草料，虚弱的我恍若隔世，心生感激！…… 好像刚刚睡下，“咣咣咣咣”上工的“铁轨”砸响，我“噌”地窜起来，把被子朝炕角一掀，疲惫地摸着黑，朝村口挂着“铁轨”的树桩下捱去——天天如此，整整一冬。 夏收，麦场上，烈日下，我光着脊背丢麦垛（就是紧握铁叉将一捆捆麦子挑向四五米高的垛顶），嫌碍事，干脆草帽我也不戴了……社员拍我一把说“晒得像腊汁肉”，肩背虽然的确被烤得灼痛红肿，一碰就破，可我的内心却很豪迈。 特别是挑水，塬上的井，二十多丈深，两只厚厚的湿木桶，空的就有三四十斤重，再装满水足有百八十斤。一开始，生产队长不派我挑，后来经过“斗争”和“践行”，最终，别人能挑我也能挑，而且还是光着脚丫子挑。 活儿，拼命干，生活，却一团糟，每顿饭只能煮盐水面，就是开水里下面条，再撒把盐，没一丁点儿油星和菜叶儿，再饿，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时间一长，我得了眩晕病，在床下拿东西或在地里拔棉花杆，只要低头几分钟就犯病，一犯病就得躺倒紧闭双眼，天旋地转，脸色腊黄，吃一口吐一口，喝一口吐一口，总得两天两夜才能过去。后来医生说是什么“美尼尔氏综合症”，我看就是身体里长期入不敷出所至。 那好，队里干脆派你们知青顶民工指标去修“宝鸡峡水利工程”去，本村农民正好都不想去吃那苦呢。 蔡家坡段工地上，排山倒海，人定胜天，几万人硬是顺着山腰生造出一条人工河来，引水浇田，留福后人，简直就是新时代的“都江堰”。“魏王”沟，数十米深的山沟，用土一层一层夯起来。你看哪，一人一车飞跑着，昼夜不停干囫囵，几个班儿下来，都不知今昔是何日？大家照顾叫我铲土装车，锨把儿老支撑在右大腿上，一锨一锨，一晌一晌，一天一天，磨破了裤子磨烂了皮，这块儿皮到现在颜色还深，不长毛。尽管下榻在山上一孔露天的小土柴窑里，草铺上躺着就可数星星，但却能每天吃一碗辣汤面，一周还有一回油饼和甑糕，不错啦！白天干完活，傍晚就坐在山坡上，吹着凉风，学着拉小提琴，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我喜欢草书。插队刚下去那个冬天，林彪正在全国搞“红海洋”，两个自然村几百户人家的土围墙、土门柱全刷上白灰，大队革委会买了几桶红漆兑上煤油，又买了十几支大号粗头毛笔，让我写，全写毛主席诗词和标语口号。写呀……写，活儿是不累，手耳却冻得稀烂。写了一个月，远远看去一片红，走近一看还不错。从那以后，村里的姑娘们刺个花绣个字搞个嫁妆什么的，都肯找我。 村旁的民办小学有张“球台”，土坯垒的，两块半拉砖上搭一条细棍儿当球网，劳动间隙，我就教贫下中农子弟学打乒乓球，我想，这也算“接受再教育”的一项实际行动吧。 七一年，全国体育工作“解冻”（文革），武功县委决定把我这个尖子运动员抽出农村，提前安排了工作。 七二年五月，麦子熟了，也是我离开农村的第一个夏收。我毅然去找卫生所长，请求去附近的村庄，再和贫下中农一道战天斗地“龙口夺食”一回。后经公社批准，我豪情激荡，背着被褥，踏着晨曦，奔向仍旧眷恋着的人生大课堂。 工作之余，我主要做着两件事：学针灸，练歌唱。 自学针灸，完全是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医疗为贫下中农服务）激励着我，能为贫下中农解除病痛，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说到歌唱，还有些小故事。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有一副天生好嗓子，小学就领唱，中学录过《歌唱二小放牛郎》在全县广播里放。文革第二年（六七年）几校联排《毛主席诗词组歌》（肖华版），我领唱《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小节目里和一女同学男女声二重唱《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等等，还都有点影响。 七一年初，武功县乒乓球队集训（我还是知青），那天晚上在陕西省歌舞剧院楼上打比赛，我的球技吸引了小韩永，韩永的爸爸是著名男低音老教授韩进元。我的队友对他随便说了句我喜欢唱歌的话，没想到片刻后，小韩永“蹬蹬蹬蹬”从楼上跑回来，说他爸让我明天下午来。这一下，闹得我心神不宁，难以平静。大家都劝我机会难得不妨一试，我也只好有尿没尿撑着尿了。 第二天我如期赶到陕歌，怀揣忐忑，走进这全省最高艺术殿堂的门坎。一上二楼，就被回旋的明亮歌声震撼了。我轻轻敲了敲门，里面的钢琴和演唱声停下，开门的是一位老者，弓着背含着胸，看起来身体不大好。老师问了我两句，其实，他已听出了我的声音条件。屋里有俩山西晋东南歌舞团的男高音在韩老师这儿会课。韩老师很忙，叫我随便唱只歌，我唱了首“天高云淡”。他二话没讲，佝偻着腰吃力地出去了。两位“学员”问我哪里人？挺高兴地问我愿不愿意回山西老家发展？交谈中我还知晓，韩老师献身声乐事业，四十多岁两根肋骨就被取掉了。 韩老师回来气喘吁吁，他上楼去找了陕歌负责招生的女主任，说好让我打完比赛就来单试，他还说我是男高音，属“自然美”，不太多见。后来的事儿，还是因腿的缘故，那年代陕歌代表省上常常接待外宾，台上动作也多。韩老师又把我转荐给他的老同学孙亦传老师。 孙老师时任男高音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和胡松华同班，上海人，小巧精干，为事业四十出头尚未成家。 孙老师很热心，让我争取每个周日去他那儿上一次课。记得那个时侯我已经参加了工作，所以只能每个周六乘晚上或周日一大早的火车赶赴西安。 每次会课，孙老师指导我反复练唱《伟大的北京》、《我为伟大祖国站岗》这两首歌，我明白这叫“解剖麻雀”法。一字字地抠，半句半句掐，十分严格，且边讲解边示唱，帮我细心领会，用心十分良苦。同志们哪，那时候根本不谈钱，纯属人才培养之师生情谊啊！ 为练口型，我买了一面大镜子，悄悄挂在卧室的墙上，还遮了张旧报纸，生怕人看见——那年月,大都看不惯这些“小资”。每天晚上我都想练唱，却苦于卫生所太小，不愿影响别人，我就干脆跑到野外，站在庄稼地里顶着冷风对着夜空高歌。县里举办大型晚会，还叫我上台独唱了《我为伟大祖国站岗》。 后来，孙老师让陕西省木偶剧团打报告给省文化厅直接调我，却因故而未果，再次与我热爱的声乐艺术失之交臂。 九五年从江苏淮海大学回西安，我迫不及待打听孙亦传老师。二十多年啦，有人传说孙老师早已去世，我不信！我一定要亲自去仔细寻找我心中的孙老师！ ……现在我已退休，时间多，活动也多了，除参加全国、省市乒乓球比赛外（我曾代表中国先后赴意、法、韩、日、泰、港、台等参加过许多国际大赛及汉城残奥运会，为祖国共捧回八枚金牌，曾受法国总统密特朗嘉奖，国家主席江泽民两次接见合影），还热衷公益活动，献爱心，写文章（以前是中文系老师）。其实，现在我主要倾斜于声乐艺术的学练，通过一些演出实践，有了提高。我多想用自己的情怀、人生的阅历和一副歌喉，讴歌我们共和国的一代知青，传递世上的一切美好—“呀拉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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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0 18: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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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1 07: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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