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年代,我对毛主席像章情有独钟,无论是在学校搞运动,还是下乡后参加各类会议,我都利用各种机会与人交换和索求毛主席像章,看到一些亲友佩戴精致的像章,我会死缠硬磨索要。但由于接触范围小,无论多么喜好也只是些小打小闹,真正对我收藏毛主席像章产生影响的还是后来的一次机遇。 1974年7月6日,为了反击我市侵害知青利益的歪风邪气,我和其他两名知青组织了一次全市性的知青大游行,(具体情况,我在前段时间发的“我当知青时参与的几场政治风波(三)”有详细描述)游行结束后,六百名知青涌入市委大院,有少部分知青聚集在市委大楼一楼大厅,我怕局面失控,就进入市委大楼查看情况。
在一楼大厅楼梯口,我突然发现我们知青队小丁的衬衣上别了一个硕大的毛主席像章,衬衣左半边都被坠变形了,我把小丁叫到身边问到:“在哪弄的像章?”小丁指了指楼上说:“在四楼”我说:“你跑到四楼干什么?”小丁说:“肚子饿了想找点吃的”我说;“走,带我上四楼看看。” 小丁是我的发小,我俩关系很铁,他带我一口气跑上了四楼。
四楼是大楼顶层,是个会议室,在会议室的东部有两间相对屋子,小丁推开了虚掩着的北屋门,只见二十多平方米的屋里堆满了桌椅、锣鼓、旗帜、纸张等杂物,地面上还有几个大纸箱,小丁在一个纸箱里抓了一把像章说:“看,这几箱都是。”看到这么多红彤彤、金灿灿的像章,我激动不已,对小丁说:“去找个东西,我们装走些。”小丁在另一间屋子找了个蓝布口袋,我找了两个文件袋,我俩也顾不上挑选,大把大把地往袋子里装,直到把几个袋子装满才住手。
我提着沉甸甸袋子边下楼边想,带着这么多像章太不方便,人多嘴杂恐遇不测,我对小丁说:“这些像章太招人注意,你不要在这里待了,马上把像章送到村里。”
在市委大院,与市领导的对话已经开始,但我多了一番心思,盘算着对话结束后能再次到四楼拿走些像章。但事与愿违,午饭时市领导将对话现场转移到了市第一招待所,第二天的小规模对话会设在了市委大楼后边的常委楼。第三天又转回了招待所,直到3天后对话会结束,我再也没有机会来到市委大楼,那批像章成了我的一块心病,魂牵梦绕,终没如愿。
小丁那天很顺利地将像章带回了村子,并小心地锁在箱子里。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三天后我回到村子,他把像章全部交给了我,我劝他留一些,小丁说:“你喜欢就都留下吧。”随后,他又把他带过的那枚10x12.5厘米不锈钢大像章也送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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