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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掠夺
敦煌遗书自发现之日起,就历经磨难,惨遭掠夺。正如我国爱国学者陈寅恪先生所感慨的那样:“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遗书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以后,王道士捷足先登,偷出来数轴送给敦煌知县严泽,把文献当作礼物送给别人,开敦煌遗书流失之先河。
最早掠走敦煌遗书的外国人是俄国的奥勃鲁切夫。1905年10月,他从黑城盗掘大批文物后又来到敦煌,仅以6包劣质石腊为诱饵,就从王道士手里换得珍贵经卷两大包。
紧接着,英国人斯坦因,也像馋猫闻到了腥味一样,于1907年来到敦煌县。他是考古学家,但不懂汉语,原籍是匈牙利人,后来在英国所属的印度任职。他第一次来中国探险时,便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楼兰等地许多古遗址进行过发掘,盗取了大量的文物和写本。
第二次中亚探险时,他在楼兰的盗宝一结束,就沿着丝绸之路来到莫高窟。斯坦因一边通过雇用的中文翻译蒋孝琬与王道士打交道,一边支起帐篷考察石窟,拍摄壁画和雕塑的照片。之后,他装扮成从印度来取经的信徒,说自己是玄壮法师的崇拜者,靠假像打动了虔诚的愚昧的王道士。于是,他用200两白银换取了满满24箱珍贵写本和5箱绢画和剌绣等艺术品。1914年3月,他又第三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骗取了570卷敦煌文献。这些文物后来都入藏到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新德里博物馆。
中国的珍贵文物外国人可以恣意掠夺,有时候人家可以像儿戏一般亵渎它。当时有一个英国人叫冯-勒柯克,本来正在吐鲁番大肆盗取中国大量的宝贵文物,听说了王道士在千佛洞里发现藏经洞的事,这无疑对他产生很大的诱惑力。但他同时面临着是去喀什还是去敦煌的选择。于是犹豫不决的他竟然用一枚金币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最后,抛金币的结果使他与敦煌遗书“失之交臂。”
步斯坦因后尘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除了精通汉语以外,还懂得中国西北的流行语言。1907年,他从清朝伊犁将军长庚那里得到敦煌文献被发现的消息后,于1908年2月来到莫高窟。他一面对所有的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排照和抄录各种文字图记,一面和王道士进行交涉,并用小恩小惠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这样,伯希和在藏经洞一连呆了三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翻检着每一件写本,最后以500两白银骗购6000卷写本精品。包括古书、佛教变文、民间文学等汉文、藏文卷子精华等。运回法国后,一部分写本文书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一部分美术作品收藏在吉美博物馆。
1909年5月,,伯希和随身携带一批敦煌遗书的精品来到北京。此时清朝学部正在筹建京师图书馆,为“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而四处奔走。他为了向中国学者炫耀其所获取和敦煌遗书,特意拿出所携带的精品在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王仁俊、柯劭忞等参观后,叹为观止,惊愕万分。并得知尚有部分劫余,便以学部的名义致电甘肃总督,让敦煌县知县调查清点藏经洞的所有文献(约8000卷),不许卖给外人,并让甘肃省布政使何彦升押运送京,交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然而让人气愤的是,1910年在运京途中,押运官何彦升到京后,并没有把这些文献移交学部,而是拉进自己的家里,伙同亲友李盛铎、刘延琛等人,把其中精华窃为己有,然后才移交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1922年由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主持,俞泽箴参与,编制出《敦煌劫余录》一书。
当时北京学部虽然致电甘肃学政,让其将洞中残卷全部运送京城。但在此之前,王道士已经转移藏匿了许多经卷文书。到了1912至1914年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和俄国的鄂登堡等人又先后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里骗购走经卷文书400多卷和大批其它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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