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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难舍书香文学缘 乡村的夜晚，常常一片寂静。除了偶尔跑几里路去别大队看场老掉牙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再无别的文化娱乐活动。《知青之歌》查处后，连经典名著、经典诗词、经典歌曲，都不能公开读、公开唱了。我感叹时光匆匆，一去不复返，难舍书香情结，决定重结书缘。 草棚里仅一盏有罩煤油灯。为节省煤油，也避免影响他人休息，我剪一块铁皮卷成小管，中间串棉线绳，再穿进圆铁皮眼中，伸进空墨水瓶，就制作成一盏简易灯。灌上煤油划着火，我在黄豆般火苗下读书时间久了，常常烧焦头发，吐出的痰，都是黑的。 一天，我去公社供销社为队里买农资，回队时经过华东戴庄 ，省泰中插友单嵩麟、周文照、于世功热情邀我进屋坐坐。 他们三人都出身省泰中或它校教师的书香门第。我进屋参观，一眼就看见床后木箱上用布盖着的一叠书。瞄一下书名：有‘毛选”,《鲁迅选集》、《十万个为什么》也有经典文学类书。我提到席卷数年的“读书无用论”，他们“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与我惊人一致：“知识就是力量”、（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始祖的培根语“书藉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之父高尔基语）国家早晚会重视知识的！ 他们三个初中生竟如此执著读书，我被深深打动。天已快黑，无暇多聊，我要借几本经典文学书回去读。周文照神秘地说：“这些书都是我父亲从省泰中封存的图书室偷借的封资修禁书，可以借给你看，但千万不要让干部看见。有人举报，不光人要挨批，书也得收缴、烧毁的啊！”我对天发誓，绝不外泄，才借到两本书——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柳青的《创业史》。我把书藏在笆斗底下，单嵩麟不放心，又抓起一把草盖在上面。 回到家，我特地抽出木箱底防潮的油皮纸将两本书包好，分别写上《列宁选集》和《鲁迅选集》的封面。吃完晚饭，同伴洗脚上床，我就坐在床边，背挡着墨水瓶的微弱灯光，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同组的汪裕昌和陈大庆、国虎首先发现秘密，也要读。经过同样发誓，绝不外泄，我才让他们读另一本…… 后来陆续向单、周、于等知青借读过《唐诗鉴赏》、《宋词鉴赏》等当时图书馆均封存的书。 听说同校插友孙文瑜自学南京师范学院（即后来的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材，我特地摸到兴隆大队，他慷慨地先后借给我大一、大二的教科书，但一次只借一本，同样叮嘱：“有借有还，不能外泄！” 记不清嵇庄的知青屋里，我们伴随着黄豆大的灯火，度过了多少读书之夜。炎热夏夜蚊虫肆虐，我们双脚泡在水桶里读书：严寒冬夜，我们披着棉被读书…… 忘不了的是：1970年6月9日扬州地委机关报《红扬州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通讯《支援耕牛》。 6月3日，老仇驾牛耕翻土地，全队忙着篤墒、做晚季稻秧田。傍晚，邻队红巾队的吴队长从田埂上走来，向嵇队长借牛。尽管嵇庄唯一的老牛耕本队的田都很难按时节完成，嵇队长仍然急邻队之所急借出唯一耕牛。吴队长当场从老仇手里牵过牛绳回红巾。 我不明原委，为这种队穷志不穷，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要尽可能解人之急的精神所感动，晚上我就着小油灯写下一篇通讯故事《支援耕牛》。第二天，大队通讯员老吴来送信，我写好信封，交给他8分钱，请他买张邮票，投到公社邮电所。 几天后，老吴又送信到嵇庄，他抽出一张《红扬州报》问我：“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我接过一看，果然是我写的通讯《支援耕牛》，报社还增加了《夏收夏种的日子里》图标。但署名却改成“口河大队通讯组”。 在那个斗私批修，大批白专道路、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年代，报刊稿件、作品不署作者名，而以“集体创作”、“通讯组”，或谐音署名已成定律，我无意计较署名，只是问了一句：“口河大队通讯组组长是谁？”老吴心直口快，说：“我们口河大队穷，连王书记到公社开会都不敢坐中间，更别说见报了，你可是第一次为口河大队扬了名啦！” 文章见报后方知，去年急骨眼上，红巾队曾派妇女帮嵇庄插秧，解了燃眉之急，嵇队长要还这个人情。这种换工、借牛、互助、互利渐成乡风。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地市级报刊发表文学性文稿（中学时曾在泰州市广播电台发表过稿件）。虽然今天读起来只能算是中学生作文的水平，但却激起我坚持读书、写作的勇气和毅力，也点燃了我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的浓厚兴趣。 后来又一篇通讯《乡村通上小喇叭》，被红扬州报选用。《红扬州报》给我寄来通讯员新闻写作教材和一张盖有《红扬州报编辑部》鲜红公章的《通讯员登记表》。当我填好表格，送到公社签字盖章时，政工科沈科长盯着我，似乎想起了去嵇庄追查《知青之歌》的一幕。他口里念叨着：“储国云，储国云，你就是口河大队通讯组吧？”他爽快地签上“同意推荐”四个字，又盖上“高邮县龙逩公社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的鲜红公章。 我告辞时，沈科长给了我两本方格稿纸，握住我的手摇了摇；“今后可要多写稿宣传龙逩，稿子先送公社，由我盖章用龙逩公社通讯组名义寄发。”…… 此后，我先后在《高邮文艺》、《扬州文艺》、上发表了小小说《数字》《消毒》、,快板剧《全家学文化》、诗朗诵《千支颂歌献给党》、小品《一只水桶》、散文诗等多篇习作。高邮县委宣传部还吸收我为县业余文艺创作组骨干。 大学期间及毕业后回泰州工作，我又先后在《华东工程学院院报》、泰州文联《花丛》、《泰州日报》、《泰州晚报》、《扬子晚报》、《科技文苑》、《荧屏内外》、等报刊发表诗歌、双簧剧、散文、小小说、通讯、报告文学近200篇。尤其是2005年中宣部、中国作协联合主办、报告文学学会承办的《先锋杯全国报告文学征文》我写的一篇6000余字报告文学《奇迹在此技师手里屡屡创造》获得二等奖还被中国作协主办的《报告文学》杂志刊出。我还被吸收为地级泰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写到这里，有必要介绍本文所提知青后况。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三个高中知青孙文瑜、汪裕昌、陈大庆分别考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孙文瑜还成为国外著名大学客座教授。 难能可贵的三个初中知青：单嵩麟考上江苏大学，后为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系主任、教授。周文照、于世功考上大专，后为泰州两家著名企业中层领导干部。 | 
发表于 2017-9-4 2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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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5 08: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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