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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49年
柳至仁烦躁极了,他的烦躁是从2天前开始的,本来他心情舒畅得很。1948年底,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捕入狱。幸好没过多久,上海解放了,他当了干部。出生入死干革命许多年,终于可以安下心来搞建设,建设国家,也建设自己的小家。他和妻子王英是在延安认识的,后来一起上前线打日本,又一起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不久前,他给父亲写了封信,说自己已经结婚,有了孩子。
这天,柳至仁下班刚进屋,就听见有人敲门。他回转身打开门,见是两位老人,正在诧异,来人却惊喜地说:“怎么,不认识我们了?”他仔细一看,才认出是父母亲。柳至仁是在父亲给他订婚的当天离家出走,去了延安的,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父母,没想到父母会到上海来。
他把父母让进屋,给他们打水洗脸,妻子忙着做了饭,一起坐下来吃。父亲一边吃着一边说:“乡下搞着土改呢,太乱了,都在斗地主恶霸,收到了你的信,我们真是高兴啊,就逃出来了。”柳至仁听到父亲说是逃出来的,心中一震,立刻紧张起来。但他觉得父母刚进家,不好马上追问,就没有说话,只是注意到王英看了他一眼。父亲则沉浸在喜悦中,他脱离了险境,又见到了多年杳无音信的儿子,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柳至仁夫妻的反应,自顾自说着:“唉,给你定的那个媳妇,她爹妈也被拉出去斗争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命。”柳至仁看了一眼妻子。王英则低头吃饭,其实她心里不免一惊。丈夫订过婚,她是知道的。那姑娘竟然一直等到现在都没有嫁人么。柳至仁则烦躁起来,没有接父亲的话。胡乱地将饭都塞进嘴里,站起身来,看父母也吃得差不多了,就收拾了碗筷,在前屋给父母准备了铺盖,说:“你们路上累了,歇着吧。”便径自进了后屋。
妻子哄着孩子,轻轻地问了一句:“怎么回事呢。”他摇摇头,颓然地坐在了写字台前。看着窗外,心里不断地翻腾着父亲的话:逃出来的!逃出来的!父亲为什么要逃出来呢?柳至仁因为不接受父亲强加给他的婚姻而离家出走的时候,父亲正领着一些乡亲打日本,那时候柳至仁很佩服父亲,他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只是恨日本人,恨日本人糟蹋中国,就跟日本人拼命。他离开家乡之后,就再没有跟父亲联系过,不知道后来的情况。家里虽然有些田地,日子过得也算殷实,但并不是什么大地主,田地大都是自家耕种的,只在农忙时雇几个短工。不至于因此在土改中要逃出来。
柳至仁心里正胡乱地想着,父亲在前屋叫他。他走过去,见父亲手里握着个烟斗吸着,烟斗上挂着个装烟丝的半尺来长的黑布袋。柳至仁在床边坐下,父亲说:“你没睡吧,我说,你定下的这个媳妇怎么弄呢。”一股烦恼从柳至仁心底猛然窜起,他脱口说到:“爸,您就别再说这事了,还是说说您自己的事吧!”“我自己,我自己什么事啊?”“没事您为什么要‘逃’到上海来呢?”柳至仁特别在“逃”字上加重了语气,几乎是一种审问犯人的腔调。父亲看着他,愣了一下,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在鞋底磕了磕烟锅,把烟灰磕出去,又把烟锅杵进装着烟丝的布袋里,用大拇指使劲摁了摁,摁满了一锅烟,轻轻地把烟锅抽出来,用大拇指摁紧,点着,吸了几口。柳至仁注视着父亲慢条斯理的一举一动,烦躁到快要发火了。这时,父亲看了他一眼,开始说话:“那年打走了小日本,我就参加了国民党,当了官,亲手抓过两个共产党,把他们毙了。”父亲说话的声音很轻,有一点沉闷,但柳至仁听起来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他目瞪口呆,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父亲则继续沉闷地说着:“可这能怪我么,国民党那是政府,我是给政府做事,谁知道共产党就坐了天下呢!”柳至仁这时突然情绪失控,直对着父亲说:“您不能在我这儿待!您不能在我这儿待!”“什么!”父亲震惊了,“我是你爸!”“不,爸,对,你是我爸!你要不是我爸,我立马把你交出去!无论如何你绝对不能待在这儿!你会把我给毁了的!”父亲看着气急败坏的儿子,愣了几秒钟,然后低头吸了口烟,长长地叹了口气。柳至仁则忿忿地站起身来,回到后屋,往床上一躺,用被子蒙住头,不再说一句话。
柳至仁冲父亲发火,几乎是一个革命者坚持原则的本能反应。按照革命原则,他当然不能允许父亲藏匿在他家里,甚至父亲一旦踏进他的家门,就不能让父亲再从这里走掉,或者说逃掉。父亲只能去自首,或者他把父亲交出去。他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柳至仁一夜没合眼,早上,听到父母起床的声音,他就也起来了。父亲坐在桌边吸烟,并不抬头看他,他便转身出门上班去了。整整一天,柳至仁满脑子都是父亲的事情,没心思工作,又竭力装出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他完全没有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的沉稳和机警。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个沉着冷静,不露声色的大无畏的地下党员,脚踏实地,勇敢顽强。可现在他心虚得很,尽管在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还是完全没办法沉住气。好不容易挨到下班,回到家里,看到父亲仍然闷头抽烟,没有和他搭话的意思。母亲则在帮妻子张罗晚饭。柳至仁并不觉得饿,草草吃了几口,就进后屋去了。
他靠在床头,没有一点睡意,只是头有点疼。他茫然地看着墙,看着天花板发呆。脑子里虽然乱糟糟的,没有头绪,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样的日子一定不能长久,他一定要跟父亲有一个了断。他怎样能让父亲明白他的革命原则呢。他想实在不行就只有违背一点原则,让父亲走,天涯海角,自生自灭,但愿弄堂里没有人注意到父亲来过这儿,他不至于受到牵连,父亲反正是好不了了,横竖都一样。那时候他领着人们打日本,打得很惨,死了很多人,怎么他就没死呢!假如那个时候战死了,就是民族英雄,受万人景仰,该多好。父亲现在是很难活命了。他参加哪门子国民党啊,也不知道当了个什么小破官,搞出这种事情来。唉,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而当面临结局的时侯,却只有面对,别无选择。
柳至仁翻来覆去地在床上折腾了一夜,等到天大亮,他起身走出屋子,看见父亲又已经坐在桌子边抽烟,也不理会他,他只得扭头去上班。
在办公室里,他时而神情恍惚,时而如坐针毡,脑子里时而一团乱麻,时而一片空白,又时时刻刻注意着自己是不是表现得正常,只要有人和他说话,他就格外仔细地听着,格外认真地答着,生怕被人看出什么破绽。
好不容易又挨到下班,回到家里,看到父亲仍然是闷闷地抽烟,不和他搭话。他依然草草地吃了几口饭,转身进了后屋。他非常地疲倦,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胡乱地想着,不觉恨起自己来,怎么会鬼使神差地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呢。他不知道定过婚的那个女孩子会不会还在等,要是万一在等呢,他想告诉父亲他已经结婚了,父亲就应该把这麻烦事情处理了。谁知道却惹来了更大的麻烦。没有那封信,父亲就不会跑到上海来,也不会背着血债,又成了逃犯,罪加一等,没有活路。这样想着,满脑子都是后悔,于是捏紧拳头重重地砸在床上。
正在这时,听到父亲在前屋叫他,母亲进了后屋,在妻子旁边坐下。他走过去,看到父亲嘴里依然叼着烟斗,便拖了个方凳坐下,板着脸看了父亲一眼。父亲在床边坐着,仍然慢悠悠地把烟锅杵进布袋里,摁了一锅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柳至仁看着父亲又是这样不紧不慢的,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里憋着一股莫名的愤怒,不好发作。父亲则开始说话了:“我知道共产党兴的是大义灭亲,我本来是没有活路的,不该来这里拖累你。明天,你就去揭发我,让政府把我抓走,这样就能给你长脸是吧。”父亲说话的声音依然沉闷,但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柳至仁惊呆了。虽然他心里非常明白父亲是没有什么活路可走的,但是父亲的话仍然让他惊愕。他有点不知所措,慌忙站起来,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傻傻地站着。父亲则仍然抽他的烟,抽完了,在鞋底磕了磕烟灰,看了儿子一眼说:“明天一早就去吧。”
柳至仁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见父亲低着头也不看他,便退出来,回后屋去。母亲见他过来,随即回前屋去。他躺下,闭上眼睛,这会儿没有了烦燥,没有了愤怒,只觉得脑子里一下子变空了,又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往下压,感到有些瘫软。不知什么时候,他迷迷糊糊地象是听到枪响,一下子惊醒了。已经是早晨,他走出房间,看到父亲站在窗前,仍然抽着烟。他看着父亲,觉得应该上前去跟他说点什么。但是从小到大,父亲一向少言寡语,不苟言笑,更多的是作为父亲的威严。柳至仁终于站在父亲身后没有动,不知道站了几秒钟还是几分钟。而父亲始终没有回头,他便木然地转身上班去了。
中午时分,父亲被人从家里带走,后来被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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