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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多余的人
改改出嫁以后不久，队里给知青盖的房子竣工了。柳絮她们搬进了新家。新家当然也没有天花板，也是裸露着横梁，椽子，杂木条和泥巴。天渐渐冷起来，早上，家里的水缸上面常常会结起一层薄薄的冰，用水瓢轻轻一砸，冰层破了，水才漾起来。渐渐地，冰面越来越厚，要用菜刀才能砸开。她们用牛粪把炕烧热了，屋子里还是冷得不能忍受。她们看到一些人家里有炉子烤火，就去找队长，也想买个炉子。
队长和会计正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忙着什么，听她们说要买炉子，队长说：＂你们的安家费已经不多了。＂说着，叫会计拿账本出来给她们看。她们从没见过账本，只见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数字，一点也看不明白。队长接着说：＂剩下的钱买个炉子就两清了，以后有什么事你们自己解决吧，生产队是集体，钱是大家的，不能贴钱给你们办事。你们在队里分口粮就已经挤占大家的粮食了。＂她们有一点震惊了，柳絮忍不住问：＂我们挤占了大家的粮食？＂队长说：＂是啊，队里的地只能打那么多粮食。多了你们三个人就多分了三份口粮，你们知青的口粮标准又比我们高，等于增加了四、五口人。我们这里本来就是粮食少人口多，你们不是增加大家的负担是什么呢。＂她们三个人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张华接了一句：＂那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吧。＂队长看了她们一眼问：＂你们登记买煤了？＂柳絮有点不明白：＂登记？买煤要登记啊？＂＂要登记，队里按照登记的数量到煤矿拉煤，队里的拉煤车已经走了好几天了，你们先前没说，我们也不知道你们要在这里过冬，现在没办法解决了。＂队长有点抱歉地说。
三个人告辞出来，心里都迷茫得很。她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这里来干革命的，怎么变成来抢别人饭碗了呢。在上海，吃国家供应的粮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到这里来吃了那么多苦，结果却是抢了别人碗里的粮食。柳絮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她似乎感觉到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跟革命前辈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两码事，她们不是在为人民谋幸福，为祖国做贡献，农村不需要她们，她们在农村只是别人的麻烦。
她们商量决定把炉子买下来。她们似乎有一种直觉说，还是把剩下的钱赶紧花掉比较稳妥。这个冬天她们只有回上海去。刘彩芳有点愤愤地说：＂买煤的事也不告诉我们，他们是不是故意的。＂张华说：＂那不至于，他们没把我们当作一回事倒是真的。改改妈不是说过，我们迟早要走的吗。＂刘彩芳说：＂哼，托她的口福，我们要是能走啊倒好了，要是能回上海就更好，可惜没有这样的好事。＂柳絮说：＂还是想想怎么回上海吧，也不知道要多少路费。＂柳絮和张华都只有从上海出来时家里给的十几块钱，一直没舍得花，只有刘彩芳出来时带的钱多一点，后来家里又给她寄过，三个人一共有将近80块钱，谁也不知道这80块钱够不够。张华说：＂天津有我家的亲戚，钱不够的话，到了天津我去借点。＂
她们三人出发了，坐长途汽车到了火车站，去售票窗口一问，到上海的火票票是二十多块一张，三张票还不到70块。三个人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她们实在没想到会这样便宜。她们到了北京下了火车，正好看到对面站台上的列车是去天津的，于是又上车到了天津，。下了车，她们跟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打听去上海的车在哪里，那人打量了一下她们说：＂出站，到售票处签票。＂她们不知道签票是什么意思，出了站，进了售票处，排队到了窗口，刘彩芳把票递进去说：＂我们到上海。＂＂一张三块六。＂＂什么，还要钱啊，我们的票不是已经买到上海了吗？＂＂那是慢车票。＂＂那我们坐慢车吧，不着急。＂＂那你们慢慢坐吧。＂售票员显然已经非常不耐烦了，把她们的票使劲拍在窗口上，对后面喊：＂下一个。＂
刘彩芳立刻被后面那个买票的人挤了出来。柳絮和张华在边上虽然没听清刘彩芳跟售票员说什么，但听明白是要钱。她们赶紧问：＂要什么钱啊？＂刘彩芳说了情况，她们站在列车时刻表前研究了一番，觉得坐慢车是不行的，只有去加快。签了票，出站去买了几个大馒头填了饥饿的肚子。上了车，没有座位，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找到点地方，放下随身带的包，三个人互相倚靠着坐下，一路上睡一会儿聊一会儿。
到了上海，出了站，看到熟悉的高楼，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公共汽车，不知为什么，突然觉得有了隔膜。很久没有见到这熟悉的故乡了，马上就要见到久违的亲人了，她们应该高兴，应该有归属感，但是没有。就连想家想到常常哭的刘彩芳也不很兴奋，只是匆匆地坐上公共汽车回家了。
她们临时决定回家，没法通知家里。柳絮和张华走进家门的时候，柳妈妈和张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看到她俩时，惊喜得手足无措。柳妈妈大声说：＂你们怎么回来了！＂张妈妈也跟着说：＂是啊，怎么回来了呢！＂柳絮和张华都笑了，张华说：＂怎么，不欢迎啊。＂柳妈妈赶紧说：＂没有没有，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了。你们洗一下，正好吃饭。＂她俩草草洗了把脸，进屋吃饭。一路上只吃了几只冷馒头，早就饿坏了。吃完饭，她俩赶紧洗头换衣服，生怕家里人知道她们长虱子，生怕把虱子带回家。
柳絮和张华每天相约去买菜，然后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做家务是她们唯一可以效力的事情。走出火车站时感觉到的那种隔膜，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她们心里。出去不到一年，现在除了上海有她们的亲人以外，她们与上海的一切已经没有了关系。其实从她们迁出户口的那一刻起，她们就与上海没有了关系，只是那时她们没有意识到而已。现在她们实实在在感受着已经不是上海人的尴尬。没有粮票，没有布票，没有一切上海的票证。在上海跟在农村一样，她们是多余的人，是靠父母接济才能生活的人。其实从小到大何尝不是父母养育了她们，但是在下乡之前，她们认为让父母养着是理所当然的，而现在她们觉得自己已经成年了，离开家独立了，就应该能养活自己，不能再让父母养着，她们明明白白地感到不能自食其力的无奈。
弄堂里好多人都下了乡，高原去了东北，只有隔壁的兰兰没有走，她家出身好，她妈妈又没有工作单位，无论什么人到她家去动员，杜阿姨都一律不理睬，敲锣打鼓也好，喊口号也好，唱毛主席语录也好，只当没听到，只当和她没关系，反正就是不走，藏好了户口本，就是哪儿也不去。时间长了，来动员的人也没劲了，兰兰就在上海赖了下来。柳絮心里不免对她有一点鄙夷，觉悟这样低，这样怕吃苦的年轻人实在很少有。柳絮想，她叫父母养到什么时候呢。自己虽然也不能自食其力，但毕竟在努力，至少比兰兰有志气。
柳絮的父亲还在隔离审查，母亲有时候会去探望，柳絮没有跟母亲去过。下乡不到一年的时间，自己也并没有成为光荣的革命者，面对艰难的生活，她几乎已经没有了原先狂热的革命激情。在乡下，她比改改这样的妇女队长都差得很远，就是个干不了农活的不合格的人民公社社员，没有藐视父亲的资本。父亲毕竟还在极其危险的境况中做过地下工作，但是她觉得，无论如何，父亲都不能叛变啊。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叛徒太可恨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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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5 07: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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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6 08:4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