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冬季,人民解放军某部野营拉练路过我们村,大队布置社员们要热情接待。我们村从红军东征时开始受到党和红军的宣传教育,确实群众拥军热情高涨。我们队看场的老汉告我说,他当年在孝义西面山里放羊,遇见毛泽东动员他参加红军,他因为家里面有盲人妻子未能参加革命。我想也可能是朱毛红军的宣传员做动员,提到毛主席的主张和号召,老汉记为毛主席作动员了。村里有很多老人抗战时期参加了八路军和游击队。有一位叫李子高的老人, 抗战初参加八路军一一五师,由山西打到山东,抗战胜利后又去东北,解放初因伤残回到村里。在村里担任村长,后因犯错误住了三年监獄。老李从小奶奶撫养,他因伤残无法参加劳动, 幸亏老婆是好劳力,每天和男劳力一起动弹受苦,工分也和男劳力一样。李子高天暖和时爬在碾盘上晒太阳,有一次我和他交谈,他撩开衣服后背让我看他背后被飞机机关炮打的孔洞。他说当年因为贪污三十斤土豆被判了三年徒刑,照这样,现在的干部都该枪毙。我也听说过他当年是因为还強奸了地主的女儿。老李也是可怜人,从小受苦受难,由放羊到参加革命,负伤致残,因犯罪住监,岀来才成家。
当年,村民只要参了军,就能找下媳妇。女孩儿们嫁人的标准是:一军二干三工人,死也不嫁受苦人。村里有几个犯错误被判刑后劳改的犯人后来都在煤矿就业成为煤矿工人,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把家属转为城镇户口了。真是因祸得福,成为村民们羡慕的对象了。我们队有一个女孩子,就逼他有工作的爱人调到阳泉煤矿下坑,这样过几年她也转户去了阳泉市了。
还是说到部队野营拉练住到我们村。我们院西房里也驻扎了十多个战士,我热爱解放军,崇拜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他们一入住,我就主动上井台绞水担上送给他们,那位解放军战士和我交谈,我说我是插队知青,他说那你是知识分子了。一听这话,我的头上如被泼一盆冷水,我只上过五六年学,怎么成了知识分子臭老九了。这可能就是工农兵群众对我的看法吧。我默默地回到屋里,想起了原罪论。现在回想起来,也可能那位战士只是对有文化的人的羡慕吧。而我却感觉到这顶帽子的沉重。其实我那能算上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上了几天初中的小学生。
在我意志消沉的时候,我的朋友们没有忘记我,我在汾阳上幼儿园小学的几个同学听说我在大虢城村插队,王士云. 许平和任正建同学从汾阳城骑自行车廿多里来村里看我,正是春天,家里有胡罗卜、菠菜和粉条,我把它们烩到一起,到村里供销合作社买了三四瓶小扁瓶竹叶青酒,可能是一瓶二两半。真是纯洁的同学情啊。
1971年夏季的一天,村里南头一个叫四亲的小伙子偷了队里卅多穗玉米被工作组知道了,要组织社员开会批斗。工作组指定我和大队民兵连长等负责押送四亲到会场。会场设在小学校空场地上。开会前,我们和四亲在一个空教室中等待。民兵连长告我们说,一会儿往外走,我们的脚步重一些,四亲的头低一些,我们按着实际扶着四亲的肩膀把他送上去。四亲和我们都点头会意了。只听外面喊完口号,让把四亲押上台来,四亲低头腰弯快九十度,胳膊朝后,我和另一个民兵在四亲两边,一手拽着四亲的手,一手半扶半按四亲的肩膀,我们配合的很好,脚步很重一阵风似的把四亲送上批斗会主席台前。临走我还又按了一下四亲的脑袋,大会上我还积极发言,忘了讲的什么了,只记得第一次在大厅广众之下讲话,两只小腿肚子一直打哆嗦。过后,不知道内情的叔叔大爷们还说我怎么还要按一下四亲的头,过分了。但我心里清楚,我和四亲的关系更好了。
在劳动中,在和村民的接触中,我一步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