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中逍遥的三年

高宜

我不是个乖孩子，学习不用功，还顽劣，经常闯祸。挨家长训斥是家常便饭。

那是在1966年，寒冬来月。正值文革进入高潮，一天晚上。

父亲照例坐在床边，摆放他的扑克牌，一会儿摆开了，一会摆不开，骂声和训斥声随着扑克牌的开与不开时高时低。我像平时那样低头立在床边，耳朵暂时全聋，对他的言辞充耳不闻，一心期盼着他的扑克牌回回都能摆开，让我少受几句斥责。

看看你二姐，多有成就，多了不起，考上了清华大学，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为那么人正直，各方面那么优秀，你要像她那样。。。。。。

提谁也别提我二姐，考进清华大学就了不起了吗?入选学校乒乓球队就了不起了吗？我小学升中学考试，你还不让我填写男四中志愿呢，非说我考不上，结果怎么样？我语文，算数考了双百满分，考上第一志愿。我心里不服气，但仍然不敢顶嘴，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

床上的扑克牌越摆越不顺，爸爸因为摆扑克不顺手声音变得而越来越高，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沮丧。

    哼，当我还是那个因为考试不及格不得不挨家长骂的小学生吗，我现在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了，而爸爸呢，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在接受批判，在被斗争，甚至还要在机关扫厕所。还像过去那样耀武扬威吗？还把我当三孙子似的狠骂一顿吗？我现在身份不同了，我要造反了。

    这么想着，身上像是被一种力量驱动着，我忽然抬头，抓起一件棉袄，一扭身冲向大门，拧开家门冲进漆黑的楼道。我已经顾不上父亲惊讶的目光了，我已经听不到父亲的怒喝了，外面正值隆冬，北风呼啸，雪花飘飘，我穿上棉袄，钻进外面的一片漆黑和寒冷之中。丝毫没想起今晚在哪里吃饭，在哪里睡觉。

     学校的教室黑暗，寒冷，由于文化革命，许多窗户已经没有了玻璃，一片破败的景象。但我无处可去，教室是我唯一熟悉，也唯一能找到的藏身之所。小时候逃跑，我曾经躲进大院的幼儿园，偷吃孩子们的剩饭，但那可是在夏天啊。

但现在，窗外北风呼啸，市内冰寒彻骨。这是我今晚唯一的栖身之地，天下之大，竟无我的容身之所，除非回家向父亲认错，那是我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啊。一咬牙，我早忘记了肚子的饥饿，捡起一块砖头，我把棉袄一半铺，一半盖，既当褥子，又当被子。一夜饥寒交迫，哆哆嗦嗦着忍着凑合一夜，第二天依然饿着，好在不上课，但到了下雾还是忍受不住，趁父母白天上班，家里没人的机会，偷偷溜回去，把干面掺上水，做成饼的样子，找照瓢画葫芦烙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饭，一会功夫，焦糊味飘出来，赶紧出锅，饼已经成焦黑色了。饥饿之中，也顾不上生熟，住起来就吃，居然吃了三张。觉得肚子饱了。就水管子喝口凉水，又跑出家门，回到学校。第二天晚上情况已经好转，我找到几个住校的同学，在他们的宿舍里挤出一块地方，打算继续奥下气。但天黑时分，父母一脸悲哀地来到学生宿舍，带来了铺盖，并且把十元钱塞到我手里。铺盖的温暖和十元钱诱惑着我，但我立场坚定，就是不要。爸爸在这种时候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我，我心中不平，下定决心坚持到底，父母最后拧不过我，只好把铺盖和十元钱都留给同学，千般不舍地离开了，从此，我的逍遥日子开始了。

我在学生宿舍找到一张空床，把姐姐那辆经常掉链子的20自行车偷带出来，每天东逛逛西逛逛，过上了无牵无挂的悠闲日子，那时候，各学校已经停课，老师们也都没有了踪影，整个学校，都成了我们这些逍遥学生的天下。

龙行天下

文革不愿再挨训，
逃出家门住校兴，
从此逍遥多少天，
骑个破车游逛勤。

高宜

谢谢


        
           这样过了几乎一年，我搬到一间新的宿舍。同屋的是一位高中学生，老成持重，不像我们初中学生成天叽叽喳喳。他叫卞立成，是一份校刊的学生编辑。我和卞立成住上下铺，我在上铺颠来倒去，他也不嫌吵，每天只知道埋头写他的文章。卞立成嘴巴也很严，明明做着传媒工作，我从他嘴里却从来听不到任何新闻。卞立成后来也去了延安插队落户。但仅一年，他就被调到县城广播电台工作，自然还是任编辑。几年后我返回北京，在安贞桥遇到他，他已经是附近一家杂志的编辑了。我每天拜访的另一位高中同学是一个典型的白专学生。他原是学校航模组的学生，着迷航模都快魔怔了。这种伟大的革命时期，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摆弄他正在组装的旋翼。旋翼是由薄三合板组装，需要用胶水一块块粘合，寒冷的冬天，室内经常滴水成冰，他的鼻子尖上挂着清鼻涕，弓着腰，兢兢业业地在桌前粘合模型，顶多抬起脑袋，给我讲解旋翼的飞行原理。门外，牛鬼蛇神老师每天列队认罪，他居然充耳不闻，好像外面的发生一切与他无关。我离校后不久，他的旋翼制作成功，那天在学校操场进行试飞。据说一开始还很成功，但飞了一会，旋翼坠落，摔了个粉身碎骨。据说，他又返回小屋，继续制作第二只旋翼。后来，大家都为找不到工作而发愁，只有他被北京市摩托车厂看中，专门拨款2000元，制作实用的旋翼，用于森林防火，据说，第一次试制很成功。但再次试飞时，旋翼被一辆摩托牵引，试飞时，偏偏撞在大树上粉身碎骨，这之后，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我同班同学蔡少卿是个老实人，跟我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一块练武术的共同爱好更促进了我们的友谊。蔡少卿的父亲是跑长途的司机，家住西城一条胡同中自己建造的简陋房子里，母亲是家庭妇女，干些糊火柴盒等收入极低的工作贴补家用。父亲很少在家。跟他一比，我简直是有钱的大财东，但我没有架子，也不摆阔，所以跟蔡少卿交情很好。他父亲有时候探亲回来了，总找几个司机哥们喝酒，大家用大茶缸喝酒，一人一口轮着喝，也让我们这些大孩子一块喝。虽然劣质酒很呛人，但每次我都强忍着大口喝下去。一次在校园碰到蔡少卿，他告诉我，有一个机会学习卢家拳武功，据说师傅很厉害，卢家拳就是梁山泊好汉卢俊义发明。我不由心生艳慕。当晚，蔡少卿带我去见他的师傅。何师傅30郎当岁，是师范大学的烧锅炉的师傅。他皮肤黝黑，身材精壮。坐在一张空床上对我们侃侃而谈。
  梁山卢俊义身怀武功，为人低调。卢家拳有着无比巨大的威力。文革武斗那会，一次，师范大学100多名武斗队员将何顺师傅包围在厕所，何师傅孤身一人，挥舞一杆卢家的疯魔棍，把100多名彪悍的武斗队员打得鬼哭狼嚎，从而杀出一条血路，脱离险境。何顺师傅讲时，我们听得着迷，还有一位据说是蒙古来的大力士，声称要与他比试比试，此人双手一使劲，能托起一头驴、交手后，何顺师傅只一招，就将他击退。这些，都是听何师傅自己讲的。何顺师傅当晚就让我跟大师哥一起练习过招。大师哥防守，我进攻。我用师傅刚教的两手进攻，大师哥不慌不忙地防守。脚下的防守，主要是在我踢的时候，用脚内侧抵挡。那晚他穿的是硬塑料凉鞋，踢得我小腿骨生疼。但我胶牙坚持着，我牢记师傅的教诲，坚持苦练。果然，当晚师傅大为满意，教授我徒手劈砖和武术摔跤的要领。我此前在什刹海武术学校学过一年武术。所以掌握要领特别快，很快就学会了武术摔跤。
  这个武术摔跤非常怪异，我先打一套拳，但比划的时候距离对方较远，打拳的要领，是搅乱对方视线又不让对方抓住自己，然后趁其混乱之机，突然袭击，只一招将对方摔倒在地。其中，使用几招效果很大的卢家拳。
    徒手劈砖其实是一种硬气功，首先必须运气到后掌，用后掌猛击砖头中部，将砖头敲断。
    我勤学苦练，甚至回到院里。每天晚上一个人都要到楼下找几块砖头练习。最后，居然也敲断过几块砖头。大院的孩子看到我的成绩都欢欣鼓舞，甚至把我的武功神话。比如，我听师傅说，右手运气，狠搓对方脸颊，能将脸颊搓紫，只是从未尝试过。院里孩子吹嘘，把这一招叫紫半截。大院一帮爱打架闹事的孩子多次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队伍。甚至一次胡同小流氓向大院发动武装进攻，明明那晚我在学校还没回家。却被大院孩子们吹嘘为，我展现神功，把胡同小流氓吓得屁滚尿流。
     这些功夫效果如何？很快得到检验。一天傍晚，我们正练功，来了两个彪壮的汉子。他们号称菜市口小白龙，要来向师傅讨教讨教。师傅袒胸露乳坐在光板木床上说，我就不必了。不过我这里刚来了一个小徒弟，你先跟他比试比试吧。说着就让我上场。我一开始想，菜市口小白龙，如雷贯耳啊。但想想这几天师傅教的几招，还有卢家拳的要旨。登时勇气倍增。按照武术摔跤的要旨，小白龙有些不适应，刚想擒住我的腰，师傅大喊，踢腿抓右脚。我虚晃一招，弯腰踢他的左脚，趁他重心不稳，忽然抄他右脚跟。小白龙咿呀大叫一声，仰身到地。我也被此招的神效惊呆了。小白龙倒挺讲规矩。他起身，只道一声惭愧，转身离去。从此再不来较量了。武术摔跤倒也是新鲜事物，在陕北农村插队时，有一次在地头摔跤，我与同院的瘦兴国对垒，瘦兴国精瘦有力，又练过摔跤，居然被我武术摔跤弄得眼花缭乱，接连被我摔倒三跤，他根本搞不清是怎样回事。但我自己知道，虽然哥们们传的神乎其神，但我知道大家其实是因为不适应才被我打败的。但卢家拳似乎也确实有几分威力。
    我的另一个好朋友是初中二年级的顾阿四，他喜欢练单杠，而那时我酷爱单双杠和垫上运动，所以我们两个特别聊得来。文革中，我与顾阿四在校园里偶遇，我知道他也是干部子弟，更感到亲切。他说，现在大学里风行一个叫第三司令部的组织，风头正劲，咱们干部子弟倒被丢在一边，不受重视，太不公平。
    我说，咱们也曾经在八月份威风过，那叫做红八月风暴，但今天呢，我们虎落平阳遭犬欺。威风扫地呢。
   顾阿四说，咱们不如也风云一番，刷刷大标语，他们三司，咱们还八司呢。那时，干部子弟正不得志，成立一个叫联动的组织，还在萌芽状态就被镇压。心中正有不平之气，无处发泄，所以，我和顾阿四当即决定，当晚在教室里刷标语，抒发心中的怨气。
   当天晚上，我们两个人用毛笔在教室里涂写标语，什么
   八司万岁，联动万岁，红八月万岁，打倒三司等等，第二天，全校轰动，同学们都议论纷纷，以为昨晚联动分子来过了，以为这是一支联动队伍在行动。
    学校掌权的，是红卫兵后的高中学生，他们中的几个人跟顾阿四是好朋友，不知道怎么找到他，说服，动员，顾阿四动摇了，在他的高年级同学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这些标语有他的参与，承认的同时，当然也出卖了我。
   学校一面墙上贴出了顾阿四的认错书，同学们都知道了我也参与其中，认错书旁边出现一张批判我们的大字报。行动暴露，我大吃一惊，也被彻底惹火了。我进入教室，抓起一只毛笔，饱蘸墨汁，当场写了一张怒气冲冲的大字报，把顾阿四的背叛行为臭骂一顿，直接贴在他的认错书旁边。为了吸引眼球，我甚至在新大字报跟前放了两只鞭炮。心中怒气发泄，我没事人似的回家玩耍，把这件事忘在脑后。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学校，还没到校门，就见街对面墙上出现了一人高的大标语，
    打到高宜，
    我的名字被倒着贴，上面打着大红叉。
     我在学校沉寂了几个月，高年级同学发现我们没有背景，没有组织，也懒得批判我们了，我又成天在校园瞎逛。
   

高宜

我跟同校的著名作家曲波的儿子曲磊磊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磊磊是纯粹的高干子女，他与哥哥曲晶晶都对当时正当红的江青深怀怨恨。他们从小都认识中央级人物江青，并且对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很看不顺眼，曲晶晶在27中上学，因为不满江青的言论，竟然被公安局抓走，被判处20年徒刑。曲磊磊同情哥哥，自然也对江青不满，在我面前破口大骂，我们因此更聊得来。
1967年，新入校的一帮新初中进入学校，在分校上课，但师资不足，没有老师带领他们。学校招收低年级辅导员，我报名，被录取。担任初一一个班级的辅导员。
    我忽然换发了革命青春，决心以身作则，做一次新生的表率。于是，每天大清早到学校，给教室生火，扫地，运煤，累个半死，但心里非常痛快，在孩子们中间迅速建立了威信。我又大搞家访，跟孩子们交朋友，我们班团结在我周围。本来是全年级不可救药的乱班，在我的带领下，成为先进集体。每次闹得不可开交了，只要我悄悄在课堂后一坐，孩子们立刻安静下来，闹事的孩子一声不吭，把狼藉不堪的地面上收拾干净。教室马上安静了。我又破了几个盗窃案，担任分校保卫组组长。在学生中间的威信越来越高。就在我正春分得意的时候，忽然收到本校保卫组的通知，我因为东窗事发被扣押了。
   到达本校才知道，是保卫组想搜集曲磊磊反江青言论的证据。为整他的材料殃及到我。保卫组让我揭发他立功赎罪。但我一口咬定，曲磊磊在我面前从来没提过江青的名字。保卫组威逼利诱，还威胁要动用肉体刑罚，但我就是一口咬定，保卫组看我冥顽不化，又没有证据，只好把我的分校保卫组长的官衔撤销，释放回家。从此，我又回到逍遥状态。
    我到正在武斗的清华大学去玩。二姐也逍遥了。她带领我们在各宿舍楼之间穿梭。清华大学两派之间正在武斗，二姐说，最危险的是大弹弓。这是一种用自行车内胎充当皮筋，裹着一块砖头弹射的超大弹弓，整个窗户绷住内胎，内胎内裹住砖头，一放手，砖头弹出，飞向目标。但由于飞行很慢，只要注意天空，及时躲闪，还是能躲过砖头的。但有些学生没小心，反应慢，动作缓慢，被砖头击中，不但头破血流，而且会危及生命。我们在二姐的带领下，躲开飞舞的砖头，顺利到达宿舍。回来的路上，我碰到学生武斗队员出动。一个学生正好在我面前站住。他手里拄着一杆超长的铁杆，杆头上是一个尖锐的矛尖，炎热的夏天穿着棉袄，棉袄外是一块整铁皮剪成的裙子形状，护住下体，头顶柳条帽，帽前是一个铁丝纸篓剪开，作为护面。腰里插着一只超长的铁腰刀，样子非常威武严肃。我看着他的样子实在滑稽，特别像戏台上的演员，忍不住几乎笑出声。武斗队员毕竟是有文化的大学生，也觉得他的样子太唐突，他脸红了，一会儿工夫，伙伴们招呼他，他急急忙忙地转头跑了。
    1967年，我第一次见识了死亡。
    学校安排到积水潭医院统一体检。学习委员陈新苗负责集合全班学生。几个月不见，陈新苗面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柔弱地坐在台阶上，说话有气无力的。一问才知道。陈新苗病了，几个月前，他和同学结伴串联，步行去天津时，夜晚在老乡家宿营。陈新苗体弱，偶感风湿，回来后发现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很快又发展为风湿性心脏病，此时，正在治疗。我们整队到达积水潭医院时，正遇到一辆超大型载重卡车进门，司机显然生疏，怎么也开不进去。趁汽车费力的进门，正在减速，我们看到汽车上有一个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重伤号。伤员头骨破裂，露出可怕苍白的大脑。几块破布外行地包扎在伤口上。载重卡车由学生生疏地驾驶。送伤员紧急救护。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中专学校北京粮食学校的武斗学生。伤员被抬上二楼，紧急抢救。我们在一楼排队体检。
     都知道北京粮校武斗不要命，看到这个重伤员才意识到武斗的严酷。中午时分，体检结束，我们出门时，粮校伤员正好被抬下楼，伤员已经由于伤重不治，当场死亡。学生们把伤员依然放在担架上驾车出门。汽车拐来拐去，终于撞在门楼上，医院的一只砖头门楼摇晃几下塌了。粮校驾车的学生满不在乎说，我回去跟建工学校的哥们说一声，他们来修一下。建工学校学生武斗更凶。医院传达室工友不敢吭声。眼瞅着粮校学生驾车扬长而去。
    没过几天，就传来学习委员陈新苗病故的消息。由于已经有精神准备，这个消息在同学中没引起什么波澜。
上山下乡开始了，平静的学校变得人心惶惶，班上王志强家离我家不远，是我常去串门的所在，我与他妈很熟。有一次志强妈忧虑地说，志强被动员去晋西北，这可怎么办啊。我勇气十足地说，大妈，男子汉志在四方。让我留在北京我还不干呢。我想到更艰苦的陕北去。革命圣地延安，多激动人心啊。
学校已经由工人宣传队领导。工宣队看到我拒绝到晋西北插队，正式通知我参加落后分子学习班。凡是拒绝插队的，都要参加学习班，在你丢脸的时候接受教育，直到妥协，同意前往插队为止。但工宣队很快知道我不去晋西北是因为我等着去更艰苦的革命圣地延安，才撤销了逼我参加落后分子学习班的通知。提前批准前往陕北延安。
   
我约了一帮哥们在家喝酒，其中有两个军队的子弟，他们准备前往部队。那是中苏战斗正酣，这时候到军队意味着牺牲，象征着死亡。哥两个慷慨激昂，一副豪情。那天二姐正好在家，不但不责备我们抽烟把被子点着了，反而下厨给我们炒了葱爆羊肉。哥几个壮怀激烈，大口喝酒，击节而歌，
当天刚亮，在那船尾上，只见蓝头巾在飘扬。
      本来一瓶竹叶青一瓶二锅头，很快酒见底，我又跑出去买了一瓶竹叶青。兄弟们慷慨陈词，酩酊大醉。军队子弟扯着嗓子大吼，我死以后，哥几个把我埋在山顶上，让我看到咱北京，看到咱大院，看到院里的兄弟们。我也大叫，弟兄们，咱们阎王爷那里去报到，哥几个互相照应着，谁也别撂下谁。
     1969年2月4日，下乡插队动身那天，下乡插队动身那天，所有前往插队的学生在学校整队集合，集体前往北京火车站，我把行李堆在脚边，立在操场边的双杆跟前，第一次觉得形单影只，孤单可怜，我当辅导员的那个班一个小淘气来到我身旁。他看着我的眼，动感情地说，高辅导员，天气冷，您连个手套都没有，会冻坏的，我没钱送您礼物，您戴上这副手套吧。边说着，边把手上的一副线手套摘下来，塞到我手里。
    如果在平时，我会觉得一副线手套实在太廉价，但现在，泪水涌到我的眼眶，使劲强忍才没流出来。
    眼泪最终还是夺眶而出。因为，最后一刻妈妈出现了。
     本来说好不让她送的，我不喜欢伤感的场合，本来以为自己足够坚强，用不着妈妈送别。再说，爸爸还在五七干校，回不了家。妈妈形单影只，到火车站送行，算了吧，让我自己悄悄走吧。但妈妈在最后时刻，火车快要开动时，忽然在火车站台拥挤的送行人丛中出现了。我看到妈妈泪流满面，忽然感到突如其来的烦躁，粗声粗粗气说，说好不送的，您回去吧。虽然粗声粗气，看到人丛中妈妈哭肿的双眼，尤其最后她的黄头巾在人从中一闪，消失了，我心头忽然空落落的，一阵孤单，觉得被人们抛弃了，被北京抛弃了。眼睛一酸，泪水不由自主涌了上来。

龙行天下

文革大乱学校瘫，
校内逍遥到处窜，
提到一些好朋友，
直到下乡算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