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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很多年，祖母轮流在两个地方居住，来往由大伯和父亲接送。老家的一切很少再被提起。
有一段时间，老人家和我们住在一起，晚上聚在灯下写作业，祖母坐在一旁，手里拿着针线活，就开始絮絮叨叨地教导我们，要用心念书，长大像你们父母一样，做大事，“请大钱”（挣大钱），兴致好的时候，老人还会喃喃唱咏古人的《神童诗》给我们听：“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老人记性真好，这些旧货大约都是年轻时从做过私塾先生的祖父那里学到的。
我们自小受到的是新式革命教育，当然听不得所谓“请钱”、“万般皆下品”之类带有封建色彩的说教，就会稚气地批判她：“您这都是老思想啦，现在不作兴说请钱，我们将来要为人民服务，”老人自知失言，自我解嘲地笑道：“是啰，是人民服务，人民服务嘛，也要把书念得好呀！”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又一次回到故乡。当时，父母由于在单位担任职务，遂成为运动冲击对象，有一段时间，还不能自由回家。记得当时祖母年逾古稀，因为所谓成分问题，革命群众要把她遣返回原籍劳动改造。大院里的家属们，原来和蔼可亲的叔伯阿姨们一夜间仿佛变了个人，一切那样地不由分说。
当时正是文革发动的狂热阶段，街上一拨一拨的游街队伍。就连火车站候车室，也不时有人拉进去一些“牛鬼蛇神”批斗。
我见到的第一例游街人物，是当时铁路局的总工程师。据说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过一定层级的技术职务，属于“反动学术权威”兼“历史反革命”。
游街那天，场面宏大，老先生被五花大绑，前边有人敲锣引路，身后由四个持枪武装民兵挟持着，活像封建时代拉去凌迟处死的人犯。“革命群众”们打着旗帜，敲锣打鼓跟在后面，分别到铁路局各基层单位游斗。
他被戴上一顶很高的纸糊帽，帽子上写着各种反动头衔，名字还用朱笔打了鲜红的叉叉，看上去就像滴淌的血迹。老人脖子上上挂了一幅几乎和他身高一样的纸牌，书写着他的“滔天”罪行。他的脸色几乎和大字报用纸一样刷白，足令那些有问题的人感到震慑和恐怖。
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还要把游斗对象拉到住家附近斗争，把他们的亲属也拉出来陪斗，以便彻底的“斗倒斗臭”，让被游街的对象丢人丢到家，让他们的亲属子女也矮人三分。大院里有些人们变得特别积极，就连平时看着气喘吁吁的小脚老太太，那时节也像打过了鸡血似的，表现出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亢奋。
在群众运动中，我们家被揭发出是隐瞒了“地主”的成分，这对年少气盛的我来说，不啻像个晴天霹雳。由于父亲长期在铁路上做个小官，父母又都是共产党员身份，我从小自认为是革命后代，心底还有那么一点点优越感。现在突然被人兜了老底，心头落差可想而知。
那时的人，多半是被形势推着走。我们白天在学校，跟着出身好的同学参加所谓造反行动，说着人云亦云的革命词句，做着积极表现，晚上回到家里，还要面对家庭的尴尬境遇，处于一种双重人格的矛盾中，心底更是一派茫然。
周边一些所谓的“干部子弟”，境遇变化更是令人啼笑皆非。那时“血统论”流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上午还是根红苗正的“老子”，耀武扬威的对别人实行“专政”，下午忽然父母被揪出来，游了街，马上变成了失魂落魄的“崽子”，成为新的被专政对象。因为他们当道时对别人凶狠，所以落难后同情的人很少。以后被一些伤痕文学中描写的情节，都有可能发生。
关于老家情况，我们姊妹跟着父母生活，自是不知根底。在上了中学，开始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母亲曾向我说过，我们家是一个所谓书香门第，解放初划定的成分为“自由职业者”。祖上在胥浦留有三十多亩田地，算是祖产，祖父一生从事教育，家住县城，不事农耕，父亲和大伯各自在外读书、工作，田地自然租给别人耕种。按照老家土地和人口平均水平，顶多只能算个小土地出租，况且祖父教书，祖母持家，本人并非不劳而获。
其实祖母出生在乡下一户贫苦的人家，很小的时候，因为家里养不起，就被送到我祖父家里做了童养媳。祖父家虽然是清贫的读书人，但那时候所谓的读书人，无论家境如何，在家里多半都是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官人相公，根本不懂持家的。祖母过门后，上有公婆，下有儿女，独自操持着繁重的家务，养成了她吃苦耐劳，逆来顺受，任劳任怨的坚韧性格。
运动中，为了打倒父亲，老家的成分被革命群众升格为地主，有的大字报里甚至还写成是大地主，硬说父亲隐瞒了家庭成分，祖母自然成了深藏在机关大院里的“地主婆”，成为革命群众斗争的对象。在当时的氛围下，谁敢辩解，那是“翻案”，要罪上加罪的。
所幸“文革”以后落实政策，父亲单位经过核实，确认我们老家成分应该是“自由职业者”，父亲也不存在所谓隐瞒成分问题。
祖母整日里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父母自顾不暇，哪里还能庇护得了她。不知哪天，很可能会有一伙人冲进来，给老人家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
发表于 2020-9-24 05: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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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4 07:4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