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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印象散记(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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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傍晚,院子里的一伙家属气势汹汹地冲进我家,在大门上贴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牒,勒令祖母离开大院。当时父母都不在家,我低声问一位平时关系好点的大妈:“她都这么大年纪了,能让她去哪呢?”那人把我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了,你是年轻人,要站稳革命立场,一定要站稳啊!”然后又看着白发苍苍的祖母,语气坚定地说:“不要管她,只管让她走!”(因为我毕竟是个孙辈,又是中学生,他们还懂得区别对待)多少年后想起这一幕,背后还感觉有点发冷。 家中姊妹,唯我最大,当年十八岁。第二天晚上,父亲在仓促中回到家里,把我叫到里屋,也没有开灯,摸黑从枕头芯里掏出二百多元钱交给我说:奶奶在这里是住不下去了,你送她回仪征老家吧。 父亲没有交代我到仪征可以投奔何人,我也无暇细问。我当时心里很惶惑,自打祖父去世,祖母就跟着父亲和大伯离开了老家。父亲和大伯都自小在外面学习、工作,仪征那个地方,早已经无有房屋,更无亲人。现在回去,可以说连个落脚地点都没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经常传出革命群众到机关大院“造反”,驱赶所谓剥削阶级分子的消息,个别地方还有打死人的现象发生。虽然祖母年事高迈,缺乏独自生活能力,但是总不能让老人家留在这里任人折腾吧,只能走一步说一步。没奈何,我还是伴送她坐上了东去的火车。 我当时还可以使用铁路直系亲属的免票,父亲却不敢开给祖母,只能给她买了普通客票。站台上,看到不少风烛残年的老人,大多步履蹒跚,有的甚至行动困难,由儿女掖扶,凄凄惨惨地踏上返乡之路。我额头顶着沁凉的车窗玻璃,麻木地想,这些人的境遇,也许和我们差不多罢。 离开家后,祖母的心情好像放松了一点,至少不用那样担惊受怕了。但是我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我能把老人家送到哪儿去,如何安置呢?祖母当年七十六岁,满头白发,小脚,拄着拐棍,人倒显得很硬朗。 十多个小时的车程,到达长江北岸的浦口车站,隔江南京的紫金山遥遥在望,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通车,我们乘坐的火车照例由火车轮渡《金陵号》或《上海号》摆渡过江。列车分解成三段被推上轮渡,再到对岸组合。 我没有坐过太大的船,透过车窗,看巨轮缓缓行驶在宽阔的江面上,江面有大大小小许多船只,百舸争流,一种久违的乡情悄悄爬上我的心头,但是此刻我想的更多的是祖母回乡后的安置问题。 到了南京,我们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一夜,坐上东去的轮船。仪征地处南京东北方向大约七十多公里,当时公路交通不发达,下仪征的人多乘坐仪扬班小火轮走长江水路。早上八点左右开船,正午时分即可到达仪征泗源沟码头。 南京长江大桥还在修建中,江流中矗立着一排桥墩,看去威武雄壮。我们乘坐的轮驳从巨大的桥墩间通过,修建中的桥墩在众多的工程船簇拥下,轰轰烈烈的施工场面浑然在目。当时正在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的旗帜在船桅上和修建中的桥墩上迎风招展,更体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潮流势不可挡。 我们坐的客驳分上下两层,前面依旧是火轮船牵引。船体木质,都是统舱。上层风大,祖母年高,受不得寒凉,我们只能选择坐底舱。 有时和江心行驶的大轮船相遇,对方高大的船体看上去那样气势磅礴,排水口泻出的水柱溅起濛濛雾珠,飘洒在我的脸上。 底舱低矮狭小,我嫌气闷,安顿好祖母,独自来到船舷甲板上。倚着木梯,面对滔滔江水,它承载着我们民族的千古江山故事,水势浩大而浑浊。两岸是山崖、苇荡,更多的时候是一望无际的茫然。间或有一两只帆船迎头而过,那在波涛中颠簸起伏的船身,那满是补丁的帆影,那肤色黢黑,衣衫褴褛的船工,在我心里,刻划下一道道痕迹。 船顶测试风向的旗子呼呼啦啦地抖着,火轮船的高大烟囱拖着浓墨般的黑烟,就像在空旷的江面上展开一幅苍凉的画卷。沉闷的汽笛声在天水间回荡,岸的一侧看不到边的的芦苇丛里不停发出呜呜的和声,听起来令人愈感到压抑和悲怆。 老家仪征,在南京和扬州之间,和镇江隔江相望。在老一辈人嘴里,经常用“下扬州”“下仪征”来描绘这一段路程,很长时间,我都不能明白这个“下”的含义。后来我终于想清楚了,从南京望去,沿着长江流向,扬州和仪征都在长江的下游,是所谓“下”也。 此时的泗源沟码头,改称仪征船站,各类轮船已经可以直接停靠,不用再乘小划子摆渡。当时处于破四旧高潮中,出了站,码头前的街面上再找不到可以乘坐的黄包车,也没有公交车辆,我们拖着沉重的行囊,只有走走停停歇歇,从城南穿过鼓楼下的门洞,来到北门街上。 仪征县城,还似儿时记忆中的残破。旧屋凋敝,市井萧条,整个县城几乎看不到一所像样的楼房。间或有一队队学生敲着锣鼓,举着旗帜,在街面上游走。我毕竟是来自省会城市,自以为见过不少宏大场面,这般稀稀拉拉的小打小闹,也实在引不起我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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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母的指点下,我找到了尚居当地的一房远亲,也就是我大伯母的娘家。祖母的亲家母,一位形容枯槁的老太太,当地人称她二老太。伊经常咳嗽,有时竟咳得喘不过气来,使人不禁疑惑她患有肺部的疾病。 二老太家住的是江淮一带常见的旧式老屋,房脊很高,光线不好,屋脊向阳的坡面镶着一块不大的玻璃天窗,天晴时候,会有一线阳光射向屋内。居室狭长阴晦,加上室内的旧式家具散发出的霉变气味,感觉很压抑。二老太带着两个孙女过活,孙女们当时都已经上中学,并不经常在家,她的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远在新疆。 二老太非常和善,说话声音沙哑、低沉。按照当地习惯,我喊她婆婆。婆婆热情地接待我和祖母,还特意从床头的小铁盒里拿出几块茶食(糕点),放在碟子里,请我们吃。她早已故去的丈夫和我祖父一样,都是当地的小知识阶层,大概也有些同病相怜吧。 婆婆的大女儿也住在当地县城,她是一位性格爽朗的中年妇女,和蔼热情,很快我就和她亲近起来,依照大伯家的叫法,我也称呼她姨妈。姨妈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女婿在县城机关工作,两个小女儿还上中学。故乡总算沾了点亲眷,心里踏实了些。我又找到当地的基层政府,请求他们帮助安置祖母生活。 那些天,我陪祖母到街上去买一些零用物品,有时往来要走一里多路,伊虽然是小脚,依然拄着拐杖,硬朗地走着。又一次,路过一家小工厂门前,白粉的院墙,青瓦盖顶,从门房看去,院落布局很齐整。祖母用拐杖指着说,“这里原来就是我们家的老房子”,我赶快阻止她不要说下去,如果叫别人听见,那叫变天思想,会惹来麻烦的。 祖母暂时先寄住在婆婆家里,房间里搭了一张小床,我帮助她整理好床铺和蚊帐,自己临时睡在堂屋的竹床上。我去找了当地的居民委员会,说明情况,居委会主任答应以后安置妥善住处。安顿下祖母,陪着她住了两天,我也该回去了。 其实我心里很忧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风烛残年,孤苦伶仃,寄人篱下,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我也能感觉到,老人家心底很凄凉,然而当时的情况,实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临走那天我把剩余的钱大部分留给祖母,再三叮嘱老人家,千万不要随便说话,凡事都要看开些,等过去这一阵再做打算。祖母答应的很爽快,她好像没有我想的那么多。祖母没有出门送我,我怕她难过,特地把姨妈请了来,陪她说话。 告别了新认下的婆婆和姨妈,踏上归途。我当时年龄不大,又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对于亲情割裂的感受不深刻。多少年后回想这段往事,我体会到父亲和祖母当时的心境肯定非常凄楚和难过。 回到郑州,恰巧母亲也回家了。她把我叫到身边,有些哽咽地对我说,你真是长大了,能够帮助父母分担忧愁了。遭遇变故,倍能感受到亲情珍贵。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感觉到我们母子的心靠的这样近。从那时起,我更觉得作为家中长子,自己应该为这个家里担当些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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