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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我又两次回到故乡。那时已经是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派性斗争正是闹得不可开交。第一次是我和二妹，去上海伯父家，父母叫我们绕道仪征去看望祖母。当时仪征县城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街道还是那样狭窄、破旧。因为破了四旧，原来的民俗文化和风味小吃统统看不见了，到处是稀稀拉拉的大字报、标语、传单和群众游行队伍而已。
我们按照地址，寻到了祖母现在的住处。那是一座四进旧式院落，里面住的人很杂，像是一个大杂院。祖母被安置在第三进堂屋里，人们用木料和秫秸席子为她圈起一块空间，没有顶棚，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旧方桌和一些简单生活用品。大伯回来的时候，在里面为她糊了一层壁纸，这样美观和保暖效果都会好些。
当我们进院时候，看到老人正弯了腰，从水缸里舀水。县城里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都有水缸，挑水工人根据约定，每日挨户送水。两进房子之间的天井院很大，各家的水缸都放在院子里，上面加盖，以保清洁。当时正值是夏天，祖母穿着黑色单衣，看上去更是显得瘦小。老人家头发雪白，脊背也明显的佝偻，只是精神尚好，有时还可拄着拐杖到街上去。伊孤苦伶仃一个老人，顽强地面对着残酷的生活现实。
看到我们来，祖母老人家显得有些意外，也很高兴。忙里忙外张罗我们吃饭。下午我们又去看了姨妈，她还是那样精神矍铄，热情爽朗。看到我们来，她显得很高兴，称赞我们有良心。祖母住的地方狭小，我和妹妹住不下，和姨妈商定，我在她家暂住，妹妹则和祖母挤在一起。
姨妈家里大表姐夫妇，都是县城里的小干部，表姐夫要说是位南下干部，原来在县里担任秘书一类职务。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有些学者风度。因为运动缘故，他们在家时间不多，平时说话也很谨慎，主动交谈很少。
表姐夫博学多才，家里的阁楼上有很多藏书，我没事的时候，就到他家阁楼上去看书，偶尔也借了回去看。我那时年轻，不懂得忌讳，翻阅他的藏书，很随意。幸而姨妈家的人很开放，对我并没有太多的隔阂。
姨妈家住的地方叫红旗巷，是一所大院落，虽然房屋老式，住户很多，看样子是县里的机关家属院。南方旧县城里，街上公厕很少，大院里也没有。当地风俗，每家人都有供方便使用的木质马桶，每天早上，提到街上，专门清洁马桶的工人，负责清理。我用不惯马桶，宁肯多跑些路，也要到街上公厕去。
仪征地方很小，特别是住在城里的人，很多人都有一些历史交集，彼此熟悉。祖母寄居的院子，以前可能是一家大药房的产业，如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房产都已经充了公，由房管所分配，所以住进的人很多，很杂。
前院有一户姓詹的人家，祖母叫我称女主人为“詹大姆妈”。“詹大姆妈”性格爽朗，喜欢说话，也喜欢管闲事，院子里总听到她高声说话的声音，属于那种直肠子的热心妇女。她家里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年龄和我相仿，平时话不太多，可能腿部受了伤，经常躺在竹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
“詹大姆妈”对门，住着一位居家的老尼姑，人们都尊敬地称呼她“二师太”。二师太保持着出家的习惯，剃着光头，穿着黑色袈裟，手里还经常捻着一串念珠。我闲着没事，很想和“二师太”攀谈一些佛家掌故，“二师太”却总是慈祥地笑着向我们宣讲一些破除迷信的话，并不愿深谈。
祖母居所的两侧，有两户近邻，一家是赵老太夫妇，据说解放前是大药房的掌柜。赵老太太个性很强势，经常把老爷子吵得找不到北。老爷子倒像个老顽童，不修边幅，平时提个竹篮，游街串巷，卖一些针头线脑、糖果香烟之类的东西。
另一家是一对年轻伉俪，租住的房管所公房。男的是个转业军人，当时分配县城小学教书，院子里的人都称他“窦老师”。他们还有一个小宝宝，刚满周岁，胖乎乎的，也不认生，见人就笑，谁都可以抱，看上去非常可爱。
赵老太夫妇包括祖母在内，都属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当时的氛围下，自是不敢乱说乱动，所以祖母小声交代我，窦老师家是“无产阶级”，叫我不要多说话。其实窦老师是个很爽朗的人，他的岳母和姨妹有时过来帮他们带孩子，她们说话也很随和，对两家老人都很尊重。窦家岳母称两位老人家为“古板老太太”，经常提醒晚辈们不可有轻慢言语。窦老师谈吐幽默，喜欢引经据典，插科打诨，谈笑风生，我们在一起说话很热闹。
在仪征住了一个星期，我和祖母说话的时候，也是尽量地宽慰老人。老人家有时忍不住会压低声音询问父母近况，我一般都是拣好的说。祖母身体不太好，至少有二十年高血压、冠心病的患病历史。幸而老人很坚强，她没有文化，也不懂得现代医疗知识，不管是心慌了还是头晕了，她都理解为发病了，自己吃下大伯给她买的益寿宁一类药品，等待自行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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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回到仪征，也是一九六七年，和第一次大概相距三个月左右。文化大革命中各地派性角逐进入决战阶段，中央按地区组织各派进京汇报后，一般会对其中某一派表示明确肯定，当时称为“表态”。这种表态一经报纸发表，派性斗争的局面犹如一言定鼎。得到支持的这派组织随即成为主流，在权利高层支持下，掌控局面，而对立面就会受到打压和清算。
河南的群众组织“二七公社”原来为少数派，由于武汉“七二0”事件的发生，被中央表态定为造反派组织。局势明朗后，省军区随即改组，转向支持“二七公社”，庞大的对立面阵营很快分崩离析，兵败如山倒。社会上几次惨烈的武斗之后，被称为保守一派的据点悉数拔除，紧接着社会上造反派又抢了枪，打起“文攻武卫”的旗号，荷枪实弹，在街头耀武扬威。
我在文革中参加的组织属于“保守派”阵营，中央表态以后，翻了身的造反派开始疯狂清算对立面群众，揪斗所谓的“坏头头”。在那种无政府状态下，强权就是硬道理。横冲直闯的武斗车辆，声嘶力竭的高音喇叭，大刀、长矛、柳条帽，恐怖的阴云笼罩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而在首当其冲的中学里表现更为突出。
我当然算不上“坏头头”，因为表现积极，又能写几笔文章，被班上的造反派同学认定为“黑秀才”，属于学校二三等的清算对象。在当时的形势下，遭遇拷打揪斗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战友们”纷纷背井离乡，逃往外地，我也只能选择逃亡，以求暂避风头。而我能落脚的地方，也只有祖母这一处了。父亲为我办了只有铁路家属才可以享受的“免票”，为了掩护，母亲让上小学的弟弟与我同行。
车站上造反派警备森严，一批批头戴柳条帽，全副武装的“文攻武卫”战士们不时在站台内外巡逻检查。造反派组织派出特勤人员，把控着车站各个出口通道，搜索缉捕本单位所谓的“坏头头”，防止他们混在群众中外逃。
父母亲送我们到车站，因为等车，我们紧张地蛰伏在站台小花园的阴影中。一会儿，走过一队巡逻的造反派，其中一人发现了我们，便走过来盘查。手电的强光照在脸上，我们不是他们要抓捕的对象。那人检查了我们的行李，搜出一只弟弟平时玩的弹弓，遂拿了去。
好不容易等到车来了，我们赶紧地上了车，在窗口和站台上的父母挥手告别。开车了，定睛一看，车厢里大多是外逃的保守派骨干，诅咒所谓造反派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还有几个熟悉的战友，握手相见，恍若劫后余生，自有一番唏嘘。
到了南京，情况和郑州差不多。群众组织分成“红总”和“八二七”两大派，其中红总提出的口号和观点，更接近于我们那儿的“二七公社”一类组织。
因为中央尚未对江苏地区表态，所以两派争斗仍然是不可开交。江苏地界也抢了枪，两派人都说自己是造反派，也都拥有武器，不时还乒乒乓乓地放上几枪，形势更为恐怖。到底离开学校环境，我们成了局外人，只要不乱发议论，安全是不会受到威胁的。
发表于 2020-9-25 06: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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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5 07:5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