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姚锐 : 延安插队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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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把花牛单独留在圈里人工饲养，用灰锰氧水每日消毒清洗。大拦牛的继续带领牛群外出吃草，护理花牛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我也因为护理花牛的老二被同伴们嬉笑一番。

清理牛圈，每天铺上干净的麦秸，给石槽里填满铡好的饲料，再就是化开一小盆灰锰氧水，轻轻地给花牛擦洗伤处。刚开始，花牛被消毒水刺激，总是躲闪，不愿接受治疗，我跟着它转圈，脚上踩满牛屎，鼻子里充满牛圈和伤口的腥臭味道，又逢暑天，真是臭热难耐。

“这时，我想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牛，是农民的宝贝。”这是我当时为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准备的发言腹稿。那个年代，凡是报道英雄模范人物，遇到困难和危险时，都是说这时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伟大领袖的教导，如何如何。那个年代的上进青年，奋斗的目标，也是首先要当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被定为社会排行中的臭老九，是被改造的对象，经济活动是统一指挥的计划经济，不允许个人的商业活动，多养几只鸡也是资本主义。全社会视金钱财富为粪土，长大就是要当工农兵，而工农兵中的先进人物就是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在公社召开的知青大会上，北京干部老陈带领大家大段朗诵毛主席语录时，竟然全部是背诵，这让我十分敬佩。高中的徐学兄，在我旁边起立发言之前，挥动《毛主席语录》，用洪亮的嗓音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时的形象，也在我心里树立了学习和模仿的榜样。那时社会上的书籍大多都被焚毁了，可以阅读的也就是毛选和英雄事迹一类，“战斗”、“扑上去”等等英雄行为充满着头脑。一次赶牛犁地时，牛突然拖着犁跑向崖边，渴望学习英雄的我，刹那间赶上一步就飞身扑了上去，本想拉住犁，可惜没有拉住，还几乎来了个嘴啃泥扑到了地上，铸铁的犁尖从我手上划过，至今还在大拇指旁留下两个小疤痕。旁边的老乡看着我哈哈大笑，说，你跑过去拉住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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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队女知青中的吕大姐，是村里知青集体中选出来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她的形象朴实忠厚、体力充沛，言语得当又兼具时代色彩，是天然的知青代表。她学习毛著的心得体会写的很长，中心思想是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农村扎根干一辈子革命。具体内容我都不记得了，但历经五十年不忘的就是她在文中提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牛，是农民的宝贝。”

我佩服她在浩瀚的毛主席著作中找到这样一句话，给了我当花牛护工的勇气和力量。改革开放以后，吕大姐去了美国，拿到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又学习了电脑专业，在那里扎根安家，成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是后话。

有了理论和榜样的支撑，我对花牛的护理也自然尽心尽力，困难都可以通过牢记和遵循伟大领袖的教导来战胜。花牛也从一开始的躲闪到顺从，再到享受，逐渐与我情感相通，胯下长枪也慢慢变成了短枪，最后刀枪入库，牛放南山。

牛是农民的宝贝，羊是农民的财富。年底时，生产队分完了口粮，还分给我们知青每人一年的分红现金：7块多人民币，这都是剪羊毛出售所得。可买了过年的一块猪肉以后，我们就没钱了。毛主席说，穷则思变。当我看见队长养了一窝蜜蜂能吃蜜，就也想养一窝试试，给生产队的集体副业寻找个出路。

我把这想法跟队长说了没两天，他就帮着我在外村找到了一窝转让的蜜蜂，还让村里的老地主白望凌和我一起去抬回来。

说起白望凌，并不老，当年不到五十岁吧。方方的黑脸盘，话不多，人多的时候，都是在旮旯里吧嗒着抽烟。之所以叫老地主，是一般的书籍里都称解放前的地主为老地主，我们也就如此称呼。他虽然号称为地主，却是村里最穷的人。他有六七个娃，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所以不能冬天一起到窑洞外边的院子里活动。生这么多娃，据说也是因为买不起避孕套。他的身世没有人说的清，只是说他是地主的儿子。延安地区土地革命较早，他爹早死了，但是村里不能没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他这个地主儿子也就简称成了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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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到村里插队不久，公社的武装部长来村里开了一次会，首先是做备战动员，说苏修的伞兵降落下来以后还都呼笼着，也就是昏迷着，所以大家不要怕，拿上老镢头照脑袋上直情（使劲）砍就是了。动员之后，就是开批斗会，斗争老地主白望凌。整个会程，除了我们知青代表吕大姐发言表态，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以外，都是公社武装部长在讲话。讲到后来，开始动手了。他用食指一下一下戳老地主的脑门，口中念念有词地批判着地主阶级。老地主双手始终下垂，脑袋随戳而动，挂在脖子上的烟锅烟袋也一震一震的，但始终一声不吭。散会之后，大家还和往常一样，并没有谁把他当成阶级敌人。

村里除了地主，还有两户富农。从全村二十几户人家的人口比例来说，阶级敌人还不少。一个是五十来岁的罗圈腿老汉王经礼一家，还有一个是杏儿和他娘。杏儿就是给牛配种的大拦牛的，比我大几岁。他娘有点儿特别，耳朵上扎个小银耳环，到是挺像电影里的地主婆。我们去的第二年，城里又分到村里一户右派父女落户。有一天，人们发现牛草料窑的草堆里有一张城里人才用的白色手纸。村里面大家都是拿土坷垃擦屁股，没有人花钱买手纸用，所以自然由此想到了刚从城里来的右派的闺女和大拦牛的杏儿。果然，过了些日子，右派闺女就嫁给了杏儿。右派嫁给富农，也算门当户对。洞房花烛夜一过，这城里闺女头上的发卷也没有了，衣服也换了，活脱一个当地村妇。

和老地主一起去买蜂，来回要走几十里路。不要说防晒了，稀里糊涂的我连水和干粮也没有带就出发了。走到饥渴难耐之时，经过一片西瓜地，没想到老地主和种瓜的认识，两人吧嗒着烟锅子聊天，我则在一旁吃招待的西瓜。尽管瓜农一再让老地主吃瓜，但是他只是在那儿抽烟，一块瓜也没动。

终于到了养蜜蜂那家，掂一掂蜂窝，荆条编的，里边黏土糊就，有大几十斤。我们两个用一根扁担把它担在中间，沉甸甸的，走平道还行，只是已经过了晌午，早饭和西瓜早在一路行走中消耗，肚子咕咕叫了。在半道上，不知怎么的，老地主把我带到了一户人家。一看，这家刚办完喜事，饸烙床子还架在大锅上。老地主和这家好像也认识，又是过去与人家聊天，还介绍我是插队的北京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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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跟人家说了给我压一碗饸烙，他自己不吃，所以人家只下了一碗给我。那个卤锅里浓浓的洋柿子（西红柿）臊子，红油覆盖着，一满勺臊子浇上饸烙，味道酸咸香辣，让人胃口大开。我接过碗几口就把饸烙吃完，可臊子卤却还剩下不少。卤是好卤，但是单喝还是太酸太辣，我又喝了几口就放下了碗，见主家闲话间一抬手竟把我碗里剩下的卤又倒回了卤锅。后来我才知道，当地就是这么个吃法，没有这么多卤，饸烙不好吃，卤剩下又浪费，所以这么轮流吃，吃成了百人卤千人卤，有点儿像四川不换锅底的火锅。

抬蜂窝我在前，老地主在后。上山时，我虽然得在前面奋力扛起，有很大压力，但是重量都压在了老地主的身上。大半天没吃没喝的他，好像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带着我一步一步把蜂窝抬了回来。对这个为我一路化缘的老地主，我也和村民们一样，自始至终没有把他当成阶级敌人。

养蜜蜂是个有技术含量的事，虽然我也付出了不少辛苦，可也有两三次被蜜蜂把整个脑袋蛰的明光光的，最后还是把蜜蜂养跑了，只落下几块掺杂着蜜蜂肢体的、结成猪油似硬块的蜂蜜。
……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三十多年，当年我们9个知青在两三年后相继离开了新庄科，大多数被招工去了大西北的厂矿，也有的回了老家，吕大姐被调到公社当了干部，以后又上了陕西的大学，我去部队当了兵。我们男女知青之间，与当地青年之间，虽然曾有情感迹象发生，但并无爱情结果，倒是前后两个村子里各有一位知青小弟与知青大姐相恋，并且终成眷属，白头偕老，成就了“抱金砖”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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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的2005年，北京到延安的火车通了，我们一些当年的知青，结伴返回延安。

一进村，我就遇见了住在村口的常士曾，说到村里的变化，他说，现在可是吃上了（能吃饱了）。因为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免了，公粮不用交了，政府还给村民发粮食。正说着，他儿子竟然骑着一辆摩托车回来了，一副城里买卖人的打扮和做派。记得插队那年春耕前，在两餐之间有时饿得慌，就到各家串门，名为访贫问苦，实为顺便化缘。那次走到他家，他婆姨正一手抱着这个儿子，一手推着个小石磨磨面。刚刚磨出的头茬面就是北京所说的富强粉，在北京城里的粮店也早就没有了供应。她见我来，把孩子交给常士曾，用那刚磨出来的富强粉给我和了一小块面，麻利地连擀带切，下了一碗面条，又从一个陶罐里舀出一勺早就熬好的洋柿子酱浇上。滑爽的面条和有滋有味的酱汁，在味蕾中化作无限享受，滚落进肚里，舒坦传遍全身。当时我一口气吃完，把还留有一丁点儿汤汁的碗刚放下，她就顺手端起碗来，把那点儿碗底汤汁倒进了自己的嘴里。在白面十分金贵的陕北，化缘时能吃上这样一碗纯白面的，而且还是富强粉的面条，真是让我终生难忘！如今，好日子来了，她却已经驾鹤西去，过早病逝了。常老汉告诉我，封山造林、防止水土流失政策实施以来，不让再上山种地，而是由政府发粮食，第一次发粮，他家就领回了五十袋白面。

老地主白望凌家新打了三眼窑洞，都是大圆木窗，一孔窑洞是羊圈。不允许羊上山吃草了，都在家里圈养。他还是老样子，没什么话说，兴奋地望着我吧嗒他的烟锅子。前些年，有一天他儿子栓殿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儿子来北京，在一个小区当保安。我赶紧请这老地主的孙子吃了顿饭，又给他打包一个红烧猪肘，还塞给他伍佰块钱买买生活用品。本以为他来北京是要长期打算，想帮他谋划，他却说只想干三个月，玩玩儿就回家，还是家里好。

大拦羊的改行种苹果树了，他家里的火炕四周，贴上了明晃晃的白瓷砖，和我北京家里卫生间的瓷砖像是一个品牌。队长一度去延安当了城里人，前两年才又告老还乡，落叶归根。

现在的陕北农村，农民不愁吃了，日子大大改善了，想一想，是因为什么改善的？他们还是过去的那些人，谁也没有多长出一双臂膀。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只是政策改变了。周总理当年的发问和批评应该有了解答。“闻革”结束之时，国家经济濒临崩溃，每年全国税收只有几百亿，而改革开放后，税收大幅增加，到了几万亿和现在的十几万亿。改革的红利不断惠及这里的穷乡僻壤，农村政策又是开放搞活，农民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再耕种粮食的山坡，变成了果园，植被保持水土，也不再有黄土流入黄河。

半个世纪前，我在人生最宝贵的青少年时期，中断学业，离开北京，满怀革命的狂想，去贫穷落后的山村里务农，放羊放牛，学习做人，穿越食与色的人性，成为至今也不懂数理化的人。在当今全世界都依赖科技进步的时代，回首往事，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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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衷地希望那个时代不再重演，也祝愿那忘不了的小山村新庄科，能在深化改革的政策下，村泰民安，山青水绿。毕竟，我在那里有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和依依难舍的情怀。

荞麦疙坨羊腥汤，
死死活活相跟上。
……

2020年8月1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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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锐，男， 1953年出生。北京八中1968届初中毕业，1969年初赴延安县李家渠公社新庄科大队插队。1970年底入伍。1975年初回京，在北京市物资局干部处及中央驻七机部工作队工作，1983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在北京外企服务总公司、中国职工旅行社等单位任职。1994年下海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