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女生

戎小熊

三十年前的女生

上月，中学时期的男生聚会，大家很自然又谈到了女生，很希望再能见到她们。那时男女生之间不讲话，不像现在的中学生。1969年秋天，大部分同学去了北大荒一个叫伏尔基河的小农场，男生分到农业连队，女生留在了场部木材厂，相距几十里路，即使相遇也会视同陌路。进入不惑之年，反倒愈加思念起那些女生来，很想知道她们现在工作生活得怎样？

    一个偶然机会，在《北大荒人名录》上看到琴的名字，她在邢台矿务局工作。我和她曾是同桌，于是迫不及待地把电话打到邢台，琴听说是我很高兴，当听说男生在寻找女生时，激动得快要哭了。琴告诉我，到了北大荒，她们12个女生曾一同去找农场领导，要求和男生分在一起。我听了同样激动不已，要是当初男生知道这事，不知会高兴成什么样子。琴还说她和青云是小学同学，那年青云被推荐上大学，她约了几个女生悄悄去送他。可到了车站都没有了勇气，默默地看着青云上了火车。琴说如果时间能倒流的话，她情愿再去送青云一次。琴的女儿高中快毕业了，正值豆蔻年华，像她这样的年纪我们已经去北大荒了。我也常告诫自己的女儿，青春不是一棵常青树，该好好珍惜，莫像我们这一代，青春只剩下一个痛苦回忆的象征。

    我们在电话中聊了快一小时，琴还是抱着电话不肯撒手，过去在一起时不说话，现在分开了，想说的话说也说不完。琴最后说下次聚会她一定来。

    和虹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又一同上了寄宿制小学。最初的三年，生命如一张白纸，纯洁得以致什么都不再记得。然后的三年我们成了好朋友，手牵手地玩过家家，吵吵闹闹一晃就滑过了童真的日子。我从小就不喜欢和女孩在一起玩，好的时候，隔着两排课桌都能挤眉弄眼，上厕所也要相约，吵起来会说：“我刚才给你吃的糖呢？吐出来！”可虹绝不是这种女孩。

    虹性格过分文静，脸白白的，童花头，走路时永远把头低着，眼观鼻，鼻观心，平时很少讲话，即使同学围坐，她也总是温文地笑着，听别人说话。小时我爱踢球，总有一个女孩在一旁看着，帮我捡球，那便是虹。

    “文革”中才知道虹是烈士子女，她父亲牺牲在朝鲜战场，而我父亲则成了右派，我们之间一下有了距离，从此不再讲话。进了中学，虹就坐在我的前面，可我见了她总要低着头，连眼皮也不敢抬一下。常从虹家门前过，总要抬眼望望她家的晾台，她常常在晾台上读书和晒衣服，虹晒衣服很有趣，像向日葵一样，终日跟着太阳转，她在晾台上翻动竹竿，她晾的衣服总是要向阳的。以后明白了，男生和女生之间还会有种感情，这种感情很珍贵。在北大荒虹当了副指导员，曾被推荐上大学。可当时的指导员因派性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只要虹站出来说几句指导员的坏话，她便能顺顺当当地上大学，但虹偏偏没有这样做，错过了一次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机会。

    返城后遇到过虹，我常会感觉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看着自己，回头看真的是虹，可我每次都低头走开了。一个春日的傍晚，雨丝密密的，云朵低低的，像个相逢的日子。我俩都在一家店子的屋檐下躲雨，四目相视后便是由衷地一笑，倒像上星期才见过面、聊过天，其实彼此的情况谁也不了解，但谁也不愿先开口，雨很快停了，分手时又是淡淡一笑。后来虹搬走了，那以后再没见过她。失去一个机会只是暂时的，但要重新得到它，不知该付出怎样的代价。

    惠是班里最漂亮的女孩，许多男生都喜欢她，有人还给她写过纸条。惠也去了北大荒，那年春节场部宣传队来慰问演出，惠也来了，她跳的洗衣舞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那晚惠成了男生的话题，有人还为她睡不着觉。后来惠来连队体验生活，我们在一起开过座谈会，有人善意提醒我俩曾是中学同学，我说：“是同学但不了解”；惠说：“是同学，但没说过话。”彼此相对一笑，然后低下头去。我几次在井台上碰见她，惠总是低头挑起水桶走了，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那时我甚至有些瞧不起惠，觉得她太高傲，现在想起来，其实那是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寻找女生，也是为了寻找蕴藏内心很深很深的那份真情。在日益浮躁，日见功利的世风熏陶下，只有那段感情最为纯洁而不受亵渎。想一想真的很有趣，30年前的一群小男孩，去寻找30年前的一群小女孩，这本身就是一桩非常美丽的事。

龙行天下

寻找三十年前的真情！

雷午寨主

看到此文，心中一动，下乡时的一件事被我想了起来。

那是1975年末，我因办了“病退”，每个月去师部芒市去“看病、拿药”，这是交了“病退”申请后的“常态”，每个月一发工资的头等大事。说是看病，其实就是去师部“催函”——催师部把北京市知青办同意我返京的公函，批准下发。这个关系到我命运的批函一直被压在师部，据说是一位从盈江提上来的四川女知青（原来兵团的师副政委，改为农场是分局副局长），在党委会上的一个发言里，提出“知青，只要当了干部，就要取消“病退、困退”资格。”当时，还是“极左”年代，那些刚恢复职务的老干部，根本无法驳斥这样的“革命”提议。就这样，我回京的批函一直在师部（分局）压着。

我是每月都去师部，住在师部大院的同学宿舍，到机关各处室，见见熟人，聊聊天。找调上来的瑞丽农场老干部，诉诉苦，请他们帮忙把批函，批一下、发下去。但每次都碰了钉子。也是，要是反对那个提议，还不给扣一个“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帽子，本来岌岌可危的处境，谁也不愿触那个霉头。

大概是76年初，在师部看到一位昆明女生，从军务处（那时是人事处）出来，眼睛红红的，手还不停的擦着泪。我也是多事，估计也是和我一样，批函被压，就走上前去，问个究竟。她是遮放农场的知青，是个老师，也跟我一样回昆明的批函压在师部好久了，她是“困退”，家里亟待她回去支撑。同病相怜，一说起来就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就请她到师部同学的宿舍，一起吃个饭。师部同学下班，一起聊了起来。就说起知青回城如何不易，又讲了各人的下乡经历，越聊越熟，这就算认识了。昆明女生叫SL，是遮放农场（三师12团）的。家里姊妹不多，父母年老，家里无人照顾，在街道的帮助下，申请了她的“困退”，但不巧碰上了这个极左的“副局长”，一直耽误到此。

后来，再去师部，只见到了SL一次，也没讲什么。但回瑞丽后，接到她的一封信，讲了想和我交“朋友”一事。我当时昆明有女朋友了，就直接回信告诉了她。她也没再回信。

到了76年年中，“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师部（分局）又乱了起来，我去师部，又见到墙上贴着攻击老干部的大字报，我见机找到当了局长的原瑞丽农场的老场长老陈，跟他说“你老是想着留下我们，一起把农垦搞起来。可是没看到现在，连你自己都保不住了，还拉着我们陪葬啊？再说，病退、困退是中央定的，一个分局能否定吗？”老陈看了看我，无奈的说，下次党委会我说一声吧。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这是，我跑师部的最后一次，果真老陈在党委会的提议，得到了一致的支持，不久团部同学就打来电话，告诉我了好消息。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但那时的一幕幕情景，还历历在目。老陈已经故去了，那个极左的“副局长”在瑞丽淹死了，那个SL一直没有消息，但愿大家都安好！

知青一员

留下的只有一声叹息，，，，

龙行天下

雷午寨主 发表于 2023-2-28 09:51
看到此文，心中一动，下乡时的一件事被我想了起来。
那是1975年末，我因办了“病退”，每个月去师部芒市去 ...

往事不堪回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