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洪一救灾的记忆

特木尔朝鲁

第一次抗洪是1958年，我们城市附近发大水，铁路冲断了好几处，铁路抗洪救灾指挥部设在附近一个小站的喇嘛庙里，铁小的大队辅导员组织部分学生去慰问演出，我们都穿着白汗衫蓝裤子戴着红领巾，坐着火车去了那个车站的召庙。

到了才知道这里离灾害现场还很远，指挥部所有工作人员都去了现场，庙里只有一群炊事员在做饭，他们不让我们去现场，老师于是就决定给大师傅们演节目。师傅们都挺忙，派了三四个人过来看节目，其他人仍然在临时搭建的炉灶旁忙乱着，演完节目我们每人吃了顿“抗洪饭”就回去了。现在想起来是好心办坏事，给人家添乱了。

第二次是上初中了，那年城市附近的黄河发大水，水越涨越高，河水离堤坝顶越来越近。市里组织各单位人员上坝护堤，学校老师就带领我们上堤坝了。那时候许多人家都有铁锹，我们基本都是穿着雨衣拿着铁锹跟老师步行去的。到了以后从堤坝后面不远处挖土，也不知哪里来的筐和篮子，装满土以后两个人各提一边往堤上运送，大家轮流换抬土的人，到了坝顶负责工程的人员让我们在大坝靠水的一面，又垒起来二尺多宽一尺多高的一层小堤坝，我们走的时候，河水离我们新垒的小堤坝底部也就一尺多了。那时市民都挺关心水情，回到市里时，十字路口在圆台上的交警还问我们水有多高了。

转天再去的时候没有上大坝，工程人员把我们引导到离大坝还有几百米的地方，每个单位负责一段再筑一道堤坝，这条临时垒起来的堤坝大约两米多高，顶部一米多宽，土堆起来后要求我们用扁担、铁锹把外面拍瓷实，经过验收后人才撤走。大水退了以后我和几个同学还跑到那个地方看，大坝没有被冲垮，那二道堤坝没用上。

第三次是运动期间，那时学生被派到沿线各站，我们去的那个站附近大水又冲了铁路，一下子集合起各站段许多铁路员工和学生，呼隆隆开来一列“救援列车”，我们有的上了敞篷车，有的进了闷罐子，车上拉的有枕木、道茬子（枕木下铺的石子儿）、铁锹、草袋子……到了灾害现场一看，好家伙！铁路桥没事儿，河水把桥后面冲开一个大口子，铁轨都架空了一大段。有线路工爬上跟前的一个电线杆子，把地上的电话机和线路接通了，不时听见电话那头路局的领导一个劲地催促。我们被分工到远处取土，装进草袋子里，两个人抬着草袋子在铁轨下的大窟窿里垒起来。干到中午火车又送来了“抗洪饭”，吃了饭接着干到天快黑了，大窟窿还是没补起来，我们坐着火车又回到出发前那个站，晚饭后又要出发，这次不让学生们上火车了。第二天听说半夜填起大坑后铺上道茬子，让救援列车来回压了几次，通车了。

特木尔朝鲁

一次救灾是下乡前抢收水淹的麦子。

那会儿城郊的农村一到秋收，总有学校组织学生去帮忙拔麦子，俗话说“男人拔麦子，女人生孩子”，都是很累很痛苦的事情。运动开始后没学校去联系秋收了，村民们习惯了有学生帮忙，派了一拨一拨的人来学校联系，都叫造反派赶走了。这回革委会都成立了，来求援的人马上得到了回应，当时求援的人只说是抢收，没说具体情况，我们到了现场才发现情况糟透了。割倒的麦子少量已经扎成捆立在地里，大部分还是一把一把地放在地上，结果水就淹上来了，整个庄稼地一片汪洋。带队的老师只好叫男同学下地，女同学把弄上来的麦子码在一边。男同学只穿一个小裤衩，光脚片进到水里，把成把的麦子聚成捆，然后一捆一捆地背出来，泥汤顺着麦子流在前胸和后背，个个弄得像泥猴一样，现场只有一架马车往回拉麦子，没有其他村民出来和我们一起背。

干完以后带队老师说大家可以去附近河里洗一洗，学生们就四散开去连洗涮带游泳，我们那一伙去了一处有十几米宽的河沟，我和一位体育尖子生在一起，他篮球、乒乓球、田径、体操……只要组织校队一定会有他。我们上岸休息时他突然哎呀一声噗通扎到水里，一手拎着一个把两个初中小同学弄上了岸。原来他发现两个小家伙动作不对，他有经验知道他们不会水到了深水区，于是踩着水一下子救上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们一位女同学的弟弟，她听说后赶来，对那个体育尖子千恩万谢，我们一个赖皮同学说，以身相许算啦，把那位女同学弄了个大红脸。

另一处就没那么幸运了，那里是活水，许多会水的同学跳下去游一会再爬上岸，跑回放衣服的地方再下水，一次比一次游得远。有个不会游泳的C同学看得眼热，以为岸边水不深，一脚迈进去水就没了头顶。当时岸边同学有的虽然也能游两下，可都不会救人，他此时挣扎着已经远离岸边了，同学们急忙抽出岸边裤子上的腰带，系在一起边跑边向他甩过去，可是甩过去的腰带一到他手跟前就沉下去了，他抓了两次没抓到，再看头发一闪人就再没出来。从前面陆续上岸的同学跟着追过来的同学一起沿河跑，希望他在远处能浮起来，结果看见前面一个大漩涡，那些一次比一次游得远的同学都大吃一惊，后来同学都说C以自己一命救了许多人的命，阿弥陀佛！

C是扬子江边出生的人，他父亲后来跟着学校的打捞队去了沿河的几处洄水湾，据说那里常有死尸浮起来，最终也没有看到人，最后一次撤回时，他父亲哀叹道“唉，生在长江，死在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