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陈维新 于 2024-1-1 13:43 编辑
六十二、久违的红绿灯
出了船站,我对戴新迪说;“先到我家吧。” 她欣然同意了,从船站到我家没有直通的公交车,我俩只好步行。 宽阔平坦的柏油路,路灯成排,楼房鳞次栉比,人行道上有很多人在悠闲地散步。他(她)们皮肤白皙,衣着艳丽,个个显得雍容华贵。大车、小车、自行车川流不息,一派繁华喧嚣的景象。 我和戴新迪走到一处十字路口,忽被一串短促的哨子声惊醒,抬头一看,在道路的中心有一位身穿白上衣蓝裤子的交警,笔直的站在一个圆台子上,嘴上嵌着一只哨子,戴着白手套,手持一根红白相间的指挥棒在指挥着交通。 年轻的交警站在白色的遮阳伞下,两腿并拢,身姿挺拔,手臂摆动的干脆利落,横平竖直,身体的旋转更是潇洒漂亮,嘴上的哨子不时地发出长短不一、快慢有致的警示声。 交警?红绿灯?我一下子愣住了,真新鲜啊!我好像早已把它给忘记了。 抚远县荒芜闭塞,哪有什么交警红绿灯啊!县城里只有在新华书店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十字路口,可是,抚远县的汽车太少了,货物运输基本都是用大胶轮和马车。县城里这个唯一的十字路口,好像从来就没有同时出现过两辆汽车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永远也不会出现什么堵车啊,高峰啊之类的事情。我们曙光公社只有一台大胶轮,六七台拖拉机,平时都在大地里干活,天高地广随便开,哪有什么交通规则。在乡下这么久,我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超载呀,撞车呀等等违反交通规章制度之类的事情。 我和戴新迪站在红绿灯下观看了好一会儿,眼睛都直了。正值下班高峰期,汽车、自行车在交警规范娴熟的指挥下,在清脆响亮的哨子的提示中,规范有序的通行。这是城市里独有的风采啊,也是文明的象征。眼前的风景让我清醒的意识到;我回来了,我真的回来了! 啊!——久违了!我的城市。分别了一年就让我感受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别。从荒凉到繁华,从农村到城市,这种空间上的瞬间转换让我激动不已,仿佛换了人间,心里不由得暗暗赞叹;我的家乡好美啊! 我和戴新迪每人都挎着一个书包,拎着一只旅行兜,脸色黝黑,东张西望,目不暇接,与光鲜亮丽的城市显得格格不入。我俩好像是刚刚从森山老林里跑出来的傻狍子,带着山风和野性,在这繁华熙攘的都市中显得极其特殊和另类。 在站前公园的路边有一个货郎车,上面摆着布匹和袜子等小商品,我停住脚步看了一会,摸着蓝卡其布问; “十二岁男孩做裤子需要多少布啊?” “二尺就够了。” “给我扯二尺吧。” “你给谁买的呀?”戴新迪问。 “给我小弟。” 记得有一次小弟班里搞活动,要求穿白衬衫蓝裤子,小弟没有蓝裤子急得直哭,我妈在邻居家借了一条,所以我想给他买块布。 “呦!——你这个当哥哥的可真行,”戴新迪夸奖着我,接着又说,“我也得买点啥呀,”她在布摊上看了一下说,“你是不是还有个二弟,我给他买双袜子吧。” “怎么能让你花钱呢。”我极力地阻拦,但她还是把钱交了。 回到家,家里人都在,他们看到我突然回来还领个女生,颇感意外和惊喜,我妈喜滋滋地满脸笑容,对戴新迪百般热情,问长问短,还问人家属什么的。 晚饭后天色已晚,我家在房门外接盖了一个门斗,里面有一个小火炕,我妈铺上了新床单又抱来被褥对戴新迪说;“这都是新洗的,你就在这里睡吧。” 第二天早上戴新迪问我;“你家附近有旅社吗?我不能在你家住了,我是公出,公家报销的。” 我说;“附近有一个铁路招待所,一会我领你去。” 吃完饭,我领着戴新迪来到招待所。招待所是一座黄色的二层楼,走廊很窄,窗户细高。我很小的时候它就在这里,据老人们讲,这座小二楼原先是日本鬼子的警察局,现在是“铁路分局招待所”。 戴新迪拿出介绍信办理了登记手续,房间在二楼,里面有四张床,红色的地板,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干净整洁。 戴新迪说;“今天我不去你家了,我赶紧去找何伟华看看是怎么个情况。” “你能找到吗?我陪你去吧。” “不用、不用,我有他家地址,我能找到。”她的态度很坚决。 我说;“何伟华家就在东面的铁路三角线那块,具体哪家我也不知道,到那里你一打听‘何三子’就能找到。” “啊,行行行,”接着戴新迪又笑着说;“你也回去休息休息,赶紧去看看胡慧兰吧。” 回到家我妈正在收拾鱼,看见我回来说;“小戴不回来吃饭吗?” 我说;“她去办事不来吃饭。” “哦,”我妈若有所思的样子,然后又问;“她是不是你对象啊?” 我笑着说;“妈,你说什么呀,人家是我们队的指导员,这次公出办事,正好赶上我回家就一起回来了。”看到她一副失落样子,我心里感到好笑,便问道,“胡慧兰没上咱家来吗?我让她捎些东西回来。” “什么什么兰?不知道啊?”我妈一头雾水。 “是吗,没来?”我心里有些纳闷,胡慧兰回来已有十来天了,怎么没到我家来呢?我妈没看到那封信所以才产生了误会。可是她为什么不来呢?难道她家有什么想法?我心里疑虑重重,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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