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湾子纪事（16）

卜桂仁

张湾子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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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行“精兵简政”的名义下，正值盛年的老夏被机关边缘化，抛妻舍子，谪放边远，应该有受到排挤的成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老夏怨天尤人，也没有消沉颓废，他总是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饱满的热情，融入到新的环境。

    其实老夏也真是个有心人，他利用休假时间，对我们家在郑州的知青做了逐个家访。老夏住在西郊，我们家都分散在铁路局一带。那时候的城市公交没有现在方便，老夏就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的挨着跑。

    通过家访，老夏向家长们介绍我们在农村的情况，叫老人们放心。同时老夏也详细询问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就像老师了解自己的学生。我知道，这不是公社交给他的任务，老夏要不是从心里头关心我们，他有必要做得那样投入吗？

    下乡后头一年春节，县里有些知青倡议春节不回家，留在当地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个革命化春节，我们大队的知青大部分都没有走，我因挂念父母年纪大了，家庭又一直处在动荡中，所以坚持要回家看看。老夏做不通我的工作，就同意了我回家，假期一个月。

    当年出发的时候，只想着走的越远越好，探家的时候才知道路途困难，人家靠近铁路的知青们，走几步路蹭个火车就能回家，而我们连汽车带火车，一个单程就要十几元路费。就算火车好蹭，五元多钱的汽车票如何能免？

    回到家里，父母欣慰地对我说，你们的带队干部老夏来过了，他说了你们在农村的生活情况很好，有他和你在一起，我们也就放心了。

    父母对老夏的印象非常好，他们在机关工作多年，和老夏很谈得来。母亲老想着我的终身大事，她托老夏帮我物色一个合适的女孩子，老夏沉吟说，看机会吧，我会帮他找一个。

    吃过晚饭，一家人闲聊，先说了一些别人家的事情，母亲忍不住问我：“在农村有没有哪个女孩子对你好呀？”我说“没有，我这样，谁能看得上我呀？”母亲说，“要是真有人喜欢你，你不要一味回绝，不小了，该考虑了。”我不想过多讨论这个话题，当时我一门心思想要重塑自己的人生价值，盼望能做出一番事业，那时才有选择好对象的资本，其他的真想不了那么多。

    过了春节，我正准备回张湾子，张成、大江他们忽然到家里来找我。我意外地问：“你们不是不回来吗？”张成说：“过了年，实在没事。我们商量了一下，就都回来了，老夏和关田冲的知青们也回来了。”

    张成告诉我说，春节那几天，队里做了统一布置，凡是没有回家的知青，都被安排到生活条件好一点的社员家里过年。他去了村头老李家，社员们非常热情，把我们当贵客招待，真有点过意不去。

    那几天，我们互相串串门，探望一些文革中的故旧，成群结伙，热热闹闹，连街面上的小混混也都不敢和我们纠缠。四班的伍贵是关田冲知青，家住在市委家属院，我们是文革时期并肩战斗的“战友”，关系处的很好。

    有一天，我们去伍贵家，他告诉我们说，老夏家也住在这个大院里，就在隔一条路的四楼上。恰巧老夏也在家，我们商量好，去找老夏玩。

    老夏家住的是一座筒子楼，一间大屋子，用木板隔成里外两间，做饭就在外面的走廊里，走廊两侧都是住户房间，不透风也没有亮光，白天也要开着电灯。一到做饭时间，浓烈的的油烟气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忽然这么多不速之客造访，老夏显得有些意外，赶快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里，把本来不算宽敞的里间坐了个满当当的。

    老夏的爱人李大姐也是固始人，她在西郊一个工厂的子弟学校里当老师。我们冒昧的到访，叫她里里外外的张罗个不停。

    中午，老夏坚持要留我们在家里吃饭，他家人口本来不多，孩子都小，地方也不大，猛地来了这么多人，闹哄哄的，桌椅餐具都成了问题。我听见李大姐到处找邻居借东西，包括桌凳、碗筷、甚至菜肴，我们来这一趟，算是把老夏家里“扫荡”了一遍。

    后来，老夏被召回郑州，先在“五七干校”学习，后来又到花园口农场带知青，不过这一回带着职务，担任连队指导员，一干就是很多年。老夏走了，有一段时间我心里空落落的，若有所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回郑州的时候，我和张成还找到过设在畜牧兽医学校的市委五七干校，看望老夏，在老夏的鼓动下，我们去找了干校领导，想把他再要回固始。当时我们不懂，组织上的安排，岂是我们几个小人物的强烈要求能左右的？

    算起来，老夏真正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我心里却觉得很长。不仅是因为老夏人格魅力的感染，我实际上把他当成了一个亦师亦友的精神寄托，一个初涉人生旅途的领路人，有老夏在身边，我们感到充实。

    老夏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思维机敏，精力充沛，做人做事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使我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同时也感受到一个受共产党教育多年的革命干部坦荡的人生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