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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接生婆
讲述；绍兴知青吕永珍 整理；松阳政协程建中
1966年6月26日，我和70多个知青从绍兴来到遂昌县城。28日枫坪公社的徐部长把我们25个知青接到了枫坪公社。29日公社又把我们分配到各大队：丁坑8人、斗坛8人、山乍口4人、沿坑岭头5人。我和严维光、张绍坤、何传根、沈曼娜被分配到海拔800米的山村沿坑岭头大队。从此，我就开始了13年的知青生涯。
刚到村上，大队把知青们安排在地主的老房子里。我和沈曼娜同住一个房间，何传根和张绍坤住另一个房间，严维光一个人一间。我们自己砍柴、烧饭。白天我们跟农民伯伯们一起上山下地干活，晚上到生产队里记工分，还经常组织政治学习。生活过得十分苦闷、劳累和艰幸。
1966年冬，大山区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知青们参加了指挥部，我们跟着村里的青年一起，斗地主、破四旧，后来又批斗当权派，到处串连，搞得轰轰烈烈。因生活艰难，形势也乱，来枫坪的知青，有几个偷偷溜回绍兴了，有的出去代课当老师，有的外出去打工。我村的严维光（父母去世，祖父是地主）被批斗殴打疯掉了，张绍坤到安民公社李坑代课去了，何传根、沈曼娜回绍兴了，村里知青就孤零零留下我一个人。我也十分想回家，夜里经常躲在被窝里流泪哭泣。我一次次给父母写信，要求回绍兴，但我父亲来信坚决不让我回去。我父亲是绍兴丝绸厂老政工干部，当年曾在松阳打过游击。他说你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来农村的，就应该一辈子扎根在农村。所以我在信中就再也不敢跟父母提回城的事了。
1967年12月，我回绍兴过年。我又向父母提出不回遂昌，想留在绍兴，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要我必须回遂昌，否则就不认我这个女儿。新年一过，父母就叫我回遂昌了。那年雪下得特别大，我乘车回到遂昌县城。因积雪太厚，去枫坪不通车，我在县城一连住了五天。那时父母也不富裕，没给我多少钱，带来的钱都花完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步行，从遂昌走到古市，再由古市爬山路回去。一路上雪厚没膝，山岭又高，我和一位回大脚岭村校的老师一起，翻山越岭，爬了一座又一座山，直到天黑，才到大岭脚村。我在老师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回到沿坑岭头。从此，我就抱着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决心，安心在山区插队落户。1968年2月我与当地青年农民结婚，成家立业。直到如今，依然厮守在僻远山村沿坑岭头。
1969年冬，大雪纷飞。县里在枫坪公社卫生院举办玉岩、枫坪片接生员培训班，要求每个大队去一个人学接生，沿坑岭头大队决定派我去学习。那时，我儿子出生才8个月，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山路又陡又滑，来回十分困难。丈夫觉得太辛苦了，劝我放弃，但我觉得机会难得，放弃太可惜。我决心接受这个任务，学好本领好为村民们服务。
第二天一早，我就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冒着大雪到枫坪卫生院参加培训。玉岩、枫坪两个公社分别有十几个人来学接生的，一共20多人。每天早上我冒雪下山，晚上踏雪回家。沿坑岭头到枫平卫生院有5里山路，天下着大雪，一天来回走10里山路，也真的有点困难，但那时我年纪轻，决心大，一心想着学习，就什么也不顾了。白天我认真听课，勤做笔记，细致观察，不懂就问；晚上回到家里，安顿好孩子后，还认真复习，仔细回顾消化老师上课的内容。一连学了一个星期，取得良好成绩。
1970年春一天夜里，我家邻居生下一个女儿，因她家孩子多，这个女儿不想要，于是就自己摘断脐带，放在地上不想要了。她大儿子看小孩哭个不停不舍得，央求他父亲来叫我去洗。我参加接生培训出来才不久，还从未没有接生过孩子，心里有些没底。他父亲说，小孩反正不想要，洗得起洗不起没关系。我也就壮着胆子去洗。这个女孩因脐带先摘断了，已经漏气，情况有些不好。我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洗好，消毒，裹好衣服、薄被，放进生母床上。女孩一直没有开口啼哭，因为不放心，我一直等在产妇身旁，直到第二天哭出声来才回家。女孩健健康康地成长，到现在已有44岁了，从未生过病。第一个小孩顺利接生，从此绍兴女知青会接生的事在村里传开了，后来村里人就都叫我去接生了。
有一年正月初八晚上，天降大雪。距离我家较远的另一个自然村的女社员叶樟莲要生产。产妇丈夫周必献当时不在家里，在枫坪煤矿上夜班。叶樟莲叫邻居到煤矿通知她丈夫，并到公社卫生院请医生。山路来回10里要一个多钟头，公社卫生院接生医生因天黑下雪，山路太滑不肯来。她说，大队有接生员，请大队接生员接生。周必献无奈，赶紧赶回村里。这时，叶樟莲早已生下一个女孩，但包衣（胎盘）却迟迟不落，周必献慌慌张张地叫我去接生。等我赶到她家，小孩生下来已有个把钟头了，产妇出血不止。我只好先把孩子洗起，将脐带扎好，剪掉，消毒，包扎，裹好衣被，放在床上。考虑到产妇有包衣不下的生产史，而且出血不止，我叫她丈夫马上把产妇抬到枫坪卫生院去抢救。那天晚上已十二点钟了，又没有电筒，那时大多用竹篾片点火当灯。夜深了叫人又不方便，我只好叫周必献和邻居把产妇用土担架抬起，扎好火把，直奔山下公社卫生院。五里多山路，陡峭崎岖，曲折不平，而且全是厚厚的积雪。为了给抬担架的人照明，我在前面，手举火把，一边往后退，一边为抬担架照明。那天雪又大，天又黑，路又滑，一不小心就会跌到，担架一旦摔倒，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特别小心。大家小心翼翼地把产妇抬了下来，到枫坪卫生院时天快亮了。进了卫生院，医生马上开始为她取包衣。接生的医生是吴玉梅、刘金妹，我也守在一边看医生抢救。经过医生奋力抢救，包衣终于取下来了，出血也止住了，我们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医生说，这次幸亏你们连夜抬下来，如果再耽搁时间的话，真的要出危险了。
那时候，接生工作纯粹是义务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报酬。一般顺利接生后，产妇家里煮一碗鸡蛋或面条以示酬谢。我从来不会计较什么，能为当地群众服务，就是我们知青的光荣。前前后后，我为当地老百姓接生近十个小孩，看着一个个自己亲手接生的小孩，都能健健康康地成长，我感到十分欣慰，那一声声亲切的“婶婶”、“婆婆”，就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吕永珍：绍兴知青，1966年6月枫坪公社沿坑岭头插队落户。1978年12月招工，1998年12月玉岩供销社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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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2 12: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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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2 19: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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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3 08: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