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和你们连载5

美丽的云

          我本人与王农是见过几次面的，最早的时候是在今年元月六号作为北京知青网特邀代表跟车去延安慰问留守北京知青困难户的，期间行程两天，但由于各司其责没有和王农深入的交谈过。其次是前几天的马建飞油画展上见面，但是环境吵杂也没有机会聊天。

今天终于有了还算充分的时间与王农长聊了，话题由浅入深，由他这次参与的海南博鳌，到今年正在准备实施的几十位特困及残疾老知青的的帮扶，话题慢慢的引伸到他自己身上。


其实发生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是他一个躲不过的话题，开始他还是不太愿意说的，在我们几位的循循善诱下他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现在千万富翁的王农小时候出生在一个及其贫穷的人家，祖籍是山西人，几岁上父亲去世，幼年的王农是母亲养大的。那个年代社会上的人们普遍贫苦，他们家更是雪上加霜，他妈妈没有正式工作只能靠着给火柴厂糊火柴盒挣一点钱度日。


每天妈妈糊几百上千个火柴盒才能挣到几毛钱，日子过得很苦。上学期间的王农清楚的记得有一次学校要收取一元钱的费用，那天中午吃过饭王农站在正在与别人说话的妈妈旁边等候。妈妈问他要上课了怎么还不走？王农没有言声还是继续等候妈妈快点说完话。又过了一会儿实在等不及了王农对妈妈说学校要每个学生交一元钱，妈妈听完没有理他继续与别人说话。王农只好打断妈妈说话再次提出要一元钱，就见妈妈掀开外衣从内衣兜里掏出一个手帕，打开拿出一元钱转过头递到他手里。王农在接钱的同时发现妈妈咬着嘴唇的动作，这是一个他每次挨打前妈妈的习惯动作，他知道这顿打是躲不过了。


下午放学回家吃饭写作业发现一切正常，于是他放心的脱衣服睡觉，没想到钻进被窝后发现妈妈手里拿着家什来到床前，妈妈边打边告诉他今后不需在人面前问她要钱。


王农下乡后什么苦都吃过，罪都受过。多年后终于挣到钱了，他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定，挣到一份钱的时候要把自己养活好，挣到二份钱的时候要把老人家庭养活好，挣到三份钱的时候要给今后存一点，挣到四份钱的时候要给别人借一点，尽管借出去的多还回来的少，甚至有一些人只借不还。挣到五份钱的时候要想着很多人还在贫困中，需要我们帮助一把。


他最后说其实我还是有私心的，我的私心就是修我的今生来世。靠着这个动力和信念他在几年前出资二百万建立了陕西中洲知青帮助基金会，旨在帮助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老知青。几年来慢慢发展到不但帮助那些老知青，还帮助了很多抗战老兵和部分伤残的三线学兵，几年来他在帮扶贫困的事业上已经投入了五百多万，今后还将继续投入。


听到他说到的这些，和做到的这些，仿佛看到了他那颗坦露在众人面前的心，那是一颗火热的心，是一颗能想着帮助别人的心，多年来他一直做着奉献却没有索取。【北京知青网版主  回顾往事稿】

龙行天下

生在贫困艰难中，
善良心地为大众，
一旦自己得富足，
帮助他人即行动。

闲人一个

一生都没有正式要过钱的王农原来是为了把热情换做为家乡的的嫁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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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延安一代】刘小龙，男，汉族，1976年10月生，陕西安塞人，1995年7月参加工作，200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高级讲师，延安市社科专家库首批入库专家。

科研成果及受奖情况：

1. 作为骨干成员参加完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2005年5月出版的《企业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100问》一书的编撰工作；

2.《试论抗战精神及其养成》一文获得陕西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征文”活动二等奖，并被收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战胜利与中华民族的振兴》一书；

3.《论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与创新》一文发表于《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4.《抗战精神永世长存》一文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和《互联网时代的党务管理与创新》一文分别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理论导刊》2005年第5期、第8期；

5.《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员监督工作》一文发表于《陕西党校报》2005年4月20日第二版；

6.毕业论文《执政党的合法性研究》一文2005年被中共陕西省委党校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7.《党员承诺制:新时期弘扬延安精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现实途径和长效机制》一文2006年6月28日在“延安市弘扬延安精神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理论研讨会”上作大会交流发言, 后收入《延安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资料汇编》，7月4日摘登于<<延安日报>>第三版，8月3日全文发表于新华网理论频道；2007年12月全文收录进“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学案例库”和《全国基层党建经典案例》一书；

8.作为骨干成员参加完成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6月出版的《科学发展观学习全书》一书的编撰工作；

9.完成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西部地区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研究》（批准号：04XDJ002）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现实合法性》这两个子课题的研究工作；

10.《培育新产业造就新农民建设新农村》一文发表于中共安塞县委主办的《工作研究》2008年第4期；

11.《延安市统筹城乡就业现状、问题与对策》一文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理论导刊》2011年第五期；

12.《中国共产党保持领导和执政地位的现实条件》一文入选全国党校系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

13.《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李家窑院旧居》、《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和标志——宝塔山》、《中共中央委员会旧址——凤凰山麓》、《毛泽东凤凰山（吴家窑院）旧居》、《凤凰山麓（吴家窑院）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旧址》和《凤凰山麓（吴家窑院）中央机要科旧址》分别发表于中共延安市委主办的《延安工作》2013年第3、4、6、8、9、12期；

14.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科学关系研究》（批准号：08XKS004）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一子课题的研究工作；

15. 编辑完成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3年10月出版的《习仲勋在延安》一书；

16.《群众路线的忠实实践者》一文获得全国“群众工作典型案例”征集评选活动二等奖；
   17.目前，正在积极完成延安市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规划项目（批准号：13BDD08）《延安市革命遗址集群研究》的研究工作。

(刘小龙 联系电话:1328965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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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精神  永世长存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本刊特约评论员  刘小龙 常黎峰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西安  710061）

[关键词]抗日战争；抗战精神；中华民族；和平正义

日月经天，江河运地；潮起潮落，岁月如炬。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之际，回望历史，我们心潮澎湃，激情奔涌。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这场中华民族史上空前惨烈、空前悲壮的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从仁人志士到普通百姓，从政党组织到民间团体，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我们的父老先贤在经受万恶的敌人所强加的深重灾难和无尽屈辱的同时，表现出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伟大的抗战精神。
抗战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乃至在处理战时战后诸多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坚持正义、反对侵略、追求光明、誓死抗敌、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它集中体现在：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置于首位，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所有华夏儿女“以血浓于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理念相砥砺，不计前嫌、求同存异、万众一心、团结奋斗；誓死不当亡国奴，牢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祖训，救亡图存、义无反顾，百折不挠、顽强拼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坚持邪不压正、正义必胜的信念，反对侵略、追求和平，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出发，舍己为人、扶弱济危，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彰显尊重生命、善待旧敌，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博大民族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等等。
抗战精神是炎黄子孙用鲜血和生命锻造的精神奇葩，是中华民族固有品格精神在20世纪特定时空环境下的集中体现和狂飙迸发。它激励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首次全面的伟大胜利，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永世长存的精神财富。
抗战精神是中华儿女在抗日战争过程中锻造出来的置民族生死存亡于首位，高举爱国主义大旗，以“血浓于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理念相砥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百折不挠、誓死抗敌为基本特征的空前觉悟、空前团结、空前勇敢、空前自强的新民族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狂飙迸发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从中华民族多次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历史中不难发现，缺乏组织性和凝聚力，一盘散沙，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是造成我们屡次失败和多年蒙羞的重要原因。而在抗日战争的八年岁月乃至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日本签字投降为止的持续14年的斗争中，中国却在敌强我弱、条件艰苦、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一洗百年耻辱，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取得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对外敌侵略的首次完全胜利。这一辉煌胜利在大大增强中国人民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唤起本民族觉醒，促进本民族团结，为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奠定坚实基础，使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的同时，也为世界被压迫、被奴役和被侵略民族提供了一个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侵略的经验和范例，并且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牵制和削弱了大部分日军，使其严重受挫，兵力分散，不能北攻苏联，也大大减轻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对美英的压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从而使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邪恶势力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场中华民族长期奋斗，付出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5600多亿美元高昂代价和巨大民族牺牲而赢得的正义战争中，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我们的父老先贤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表现出了空前的觉悟、空前的团结、空前的勇敢、空前的自强。
考察这一伟大胜利的各种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作为抗战胜利主要原因的国共两党秉承“血浓于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理念，把民族生死存亡摆在首要位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密切合作，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全民族抗战的形成，还是各民主党派抛弃前嫌，促成统一战线建立，反对分裂、倒退、专制、投降，主张团结、进步、民主、抗战，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贡献；无论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抗战、奋起反击，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使其陷入了长期作战的不利地位，为坚持全民族的持久战创造了条件，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持久作战方针等成功的军事战略和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无论是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道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作出积极努力，还是海外华侨在政治上、舆论上支援，从财力、物力、人力上支持抗战；无论是百年间帝国主义压迫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造成的民族觉醒和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还是中国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进步的和正义的战争，得道多助，必然获胜。所有的这一切，都孕育、锻造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显示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量，这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入侵，蹂躏我河山、屠杀我人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在鲜血与战火的洗礼中觉醒后，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同仇敌忾、百折不挠、团结统一、全民奋斗为基本特征的新民族精神即抗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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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也突出彰显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坚持正义、自强不屈，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在国内抗战异常艰苦的的情况下，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出发，积极开辟境外战场以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给予其他遭受法西斯侵略国家力所能及无私支援所表现出来的舍己为人、扶弱济危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坚持邪不压正、正义必胜的信念，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支持和平民主力量抗击德意日法西斯侵略，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慷慨仗义，涉险履危，做出了巨大无私的贡献，表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1942年1月， 8万日军大举进攻缅甸，英国守军告急。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指出：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地区，必然导致盟军在中东的全面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日军进攻缅甸，既可以一举切断美英援华战略物资通道并孤立中国，又可以占领美英在缅甸的军事基地，伺机进攻印度，西进与德军会师中东。在强大的日军面前，东南亚盟军部队节节败退：新加坡沦陷，英、印、荷、澳联合舰队在爪哇海战中战败，缅甸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马格威遭日军轰炸毁灭……整个亚洲大陆乃至世界都面临空前厄运。此时，中国的抗战正处于最为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尽管如此，1942年3月至4月，中国以当时最为精锐的部队（其中包括中国唯一的一支机械化部队）2个军、1个师近10万人的兵力，出征缅甸。3月20日，刚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一个师就在距仰光50公里的同古与日军交火，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以集束手榴弹、汽油瓶与4倍与己的日军血战，顶住了日军12天猛攻，歼敌近5000人，使日军在南洋开战后第一次受到重挫。之后不久，中国远征军又在仁安羌成功解救了被日军围困的包括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多名英军，阻挡了日军向印度的进军。1944年，中国军队再次入缅作战，并修筑了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以数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打通了盟军由印度向东进军的通道。中国入缅作战军队所经受的苦难是难以想像的，在行军和撤退途中，他们经常穿越莽莽原始森林，经受毒蛇蚊虫啮咬，许多官兵命丧深山野林之中，直到现在，那里还时常发现中国士兵的遗骨。滇缅边境及缅北的战斗异常激烈，中国官兵在极端困难的地形环境下，向据险死守的日军发动进攻，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从1942年起的3年间，中国共在缅甸投入兵力30余万，歼灭日军6万余人，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的危局，成功地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将欧亚战场连成一片的企图。“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会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2]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年曾这样评价中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获得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除了在中国及周边战场奋勇抵抗日本侵略军外，还有不少华人在世界其他国家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为正义力量最终击败邪恶付出了鲜血乃至生命。中国还在自身异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接纳安置了许多遭受德国法西斯迫害驱逐的犹太难民。一些中国人虽然没有拿起枪走上战场与法西斯交战，但他们在一些被占领国家仍秘密地为解救无辜者和抵抗法西斯而努力。中国人民的义举，得到了包括苏联、法国等许多国家人民和世界的公认。这种不避险难、舍己为人、扶弱济困的精神足以彪炳史册、与日月同辉。
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不计日本侵略者大肆烧杀抢掠、残酷奸淫屠戮中国妇女儿童恶行，对日本战俘战犯立足教育、人性感化、宽大处理，对日本遗孤、遗妇仁慈收养照顾所表现出来的尊重生命、善待旧敌的人道主义精神
己之不欲，勿施于人。睚眦必报，冤冤不了。中国人民在日本战败后对战俘战犯，没有像犹太民族对待二战中屠杀犹太人的纳粹逃犯那样穷追不舍、不依不饶，直到除之而后快，而是立足教育、人性感化、宽大处理，表现得非常人道。从1940年到1945年，先后有近500名日军战俘在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延安工农学校接受改造，绝大部分人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在华的反战组织。日寇投降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于1945年9月初带着该校200多名学生，离开延安，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至此，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969名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刑（没有一个死刑），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当中国最高法庭对战犯们宣判时，战犯中没有一个抗诉，被告席上不断传出悔恨与感激交加的哭声。这些接受了学习教育的日本旧军人、前战犯，在被释放回国后都发誓改恶从善，历半个世纪不改初衷。抱着反对侵略、追求和平、日中永远友好的信念，日本在华战犯于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国者联络会”，为和平奔走呼号。为了悼念中国爱国烈士，他们再访“再生之地”，建立了“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不少人把自己的战争体验写成书，《侵略》、《三光》、《天皇的军队》、《从中国归来的战犯》等几十本著作就是其成果。
中国人民还义无返顾地收养照顾了大批被日本侵略者残忍遗弃的日本军人、家属特别是儿童和遗妇。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中国政府通过红十字会出面，把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军人及其家属，先后分２１批共约３５０００人送回了日本。当时，周恩来曾把这批人看作是“友好的种子”，他说：“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昨天还在打仗，今天就成了朋友。中国人民相信他们，没有记仇。”[3]尤其是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侵略者撤退和遣返期间，因与家人走散或家人死亡等原因而被遗弃在中国、后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13岁以下日本孤儿，涉及数千人。中国人民“怀着博大的胸怀”抚养这些战争遗孤，他们大多来自日本向中国侵略性移民的“开拓团”家庭。与日本侵略者大肆屠戮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恶行相比，在中国的养父母身上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在几乎每一个养父母与日本遗孤之间都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1999年，由1450名日本二战遗孤自发捐款修建的“感谢中国养父母碑”在中国沈阳落成，碑的正面用中日两国文字铭刻着这样的碑文：由衷祝愿日中两国长期和平友好，并向中国养父母竭诚致意，为中国养父母的伟大精神与崇高事迹传颂万世，为告诫后人不再重蹈覆辙，特立此碑。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真挚感情的流露，更是中华民族尊重生命、善待旧敌的人道主义精神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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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精神是中国在日本战败后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出发，为了不把战争赔偿的负担加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避免日本人民被迫过长期的艰难生活而最终放弃国家战争赔偿要求所表现出来的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博大民族情怀
中华民族向来爱好和平、追求进步，凡事着眼未来、追求光明。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必然给战败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曾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2.3亿两白银，这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3年的财政收入。靠这笔巨款，日本大力发展了重工业、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二战结束后，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东南亚国家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从日本所得赔款分别为２亿美元、５．５亿美元和２．２３亿美元，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赔款３９００万美元。然而，日本战败投降以后，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主要战胜国之一，在长达１４年的抗日战争中饱受侵略者蹂躏、理应追究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责任、理应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的中国政府却从中日人民世代和平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为了不把战争赔偿的负担加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避免日本人民被迫过长期的艰难生活而不计前嫌旧怨、宽宏大量地最终放弃了对日本的高达1200亿美元的国家间的战争赔偿要求。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国人民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和权利。曾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宇都宫德马先生说：“假使要日本拿出５００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用５０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忘记的！新中国之所以放弃赔偿要求，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珍视日中友好，诚心实意地希望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4]宇都宫德马先生的这段话是中国人民博大的民族情怀的真实写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对于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们缅怀历史、追思先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从血与火的历史中体悟经验教训，汲取精神动力，脚踏实地，干好今天的事情。伸而论之，跨入新世纪，中华民族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数代人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奠定了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在风云变幻、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中国砥柱中流，巍然屹立于东方。中华民族的崛起势不可挡，业已成为世人的共识。但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方兴未艾的时代大背景下，国际上各国之间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综合国力的竞争较量日趋激烈，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还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科技乃至军事占据优势的巨大压力，少数人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决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世界。他们必然使尽浑身解数，实施“妖魔化中国”以及“遏制战略”。特别是近年来，在日本国内，一些右翼政客、法西斯军国主义残渣余孽，兴风作浪，活跃非常，不仅拒不反省当年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滔天罪行，而且大肆伪造、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为罪大恶极的战犯亡灵招魂，公然挑衅、伤害中国人民和其他受害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暴露出十分危险的倾向。与此同时，台湾岛内局势动荡不宁，少数台独分子数典忘祖，煽惑民众，大搞分裂，甚至挟洋自重，“军演”频频，猖狂活动，企图把台湾从祖国母体分割出去，所作所为，天人共愤。加之，国内随着改革的深化，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愈益显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挑战持续不断。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难度正在加大。面对此情，可以说，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股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更需要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奋发图强、拼搏向上精神。而这些正是以爱国主义和团结奋斗为基本特征的抗战精神的底蕴所在。显然，抗战精神因其形成的深刻的时代背景、深厚的实践基础、乃至以民族文化传统的厚重积淀为渊源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的现实依据而注定具有强大不衰的生命力。
６０年前，当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凝聚一体、众志成城，最终夺取百年历史上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血与火淬炼的抗战精神，在历史的星空定格成永恒；６０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处于又一个关键时期。伟大的抗战精神昭示我们：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敢于拼搏，敢于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能击败任何外来侵略，而且必将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要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以此激发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不屈不挠、战胜困难的信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万众一心，团结奋斗，让抗战精神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坚持和平正义、反对分裂倒退、维护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焕发出新的更加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