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年前的今天我下乡

黑土阡陌

　　　　　　　　　　四十六年前的今天我下乡

　　缓缓前行在松花江里的客轮《东方红》号拉响了汽笛，高亢至远，码头已经近在咫尺。

　　船舱里，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们兴奋异常，大家涌向甲板，迫不及待地想眺望一下将要赖以生存的土地。只见远山青黛、碧水东流，嘴里还含有离家的苦涩，一颗忐忑的心。

　　公元1968年7月10日，文化大革命在北京风生水起，在黑龙江边陲小镇方兴未艾。这一天，我们从北京出发，经过两天两夜的舟车颠簸后，目的地就在眼前。

　　客轮还未停稳，岸上的欢迎锣鼓就喧天响起，给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孩子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喜。

　　我们从摇动的船身，走过短短的跳板踩到了坚实的大地。男生勇敢迈过，女生些许游移，跨过这短短的跳板，我们就完成了从中学生到知青的飞跃。

　　欢迎的人群把传统的东北大秧歌予以改进，连接上时代的符号，名曰：“忠字舞” ，舞蹈动作张扬、奔放，再加上两天两夜的舟、车劳顿之苦，直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最令我们称奇的是每位表演者的胸前都挂着一个精制的木制心型装饰物，红彤彤的底色，金黄的“忠”字，非常抢眼，更有直接的索性把8寸镜框挂在胸前，尽管我们来自红海洋的发源地见过世面，此时还是被眼前的景色震到了。

　　江边排开一长溜解放卡车，还有少数几辆胶轮拖拉机。由于我们在火车上就已经确定了分配名单，所以我们拿着自己的行李，很顺利的就找到了自己今后所在单位的汽车。

　　汽车开动了，我们坐在车厢里自己的行李上，身边是工程队的领导、老职工和几位本地男女青年，他们乡音淳朴、衣着时尚，一身仿国防绿军装让他们年轻飒爽，一路夏风一路歌。嘹亮的革命歌曲声弥漫在7月的天空，也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解放卡车在飞奔，远处的小山包和树林在迅疾后退，夏天原野的浓绿扑面而来，头顶有湛蓝的天，滚滚白云，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容不得我们有半点思索。

　　下车伊始，由于早有心理思想准备，所以当我面对一片黑压压的草房时，反倒很满足，没想到场部如此之大，竟然有这么多家居民，今后的日子应该不会寂寞。

　　我们的工程队坐落在农场场部最西边，一排简陋的草房兼容马号和知青宿舍，向北，穿过几棵稀疏的白杨树就是食堂，在简陋的黑板报栏里，粘着显然是刚写的大标语：欢迎新战友！虽然宿舍也是土坯房茅草苫顶，但窗户明亮，屋里四白落地，还用刚出窑的红砖铺了地面，简直就是精装修了。南北两铺大炕，空荡荡的，一墙之隔的马号里几匹健硕的儿马正烦躁地用前蹄刨着木质地面，咚咚作响，空气中飘来草料和马粪的异味。

　　经过两天两夜的旅途跋涉，疲惫已极的我们打开自己的行李，靠在旁边休息。我和荒友的友谊就从同炕年代开始。

　　队领导招呼我们到食堂去吃午饭。食堂也是一座简陋的草房，门框低矮，我必须要弯腰才能确保不撞头部，屋里光线很暗，摆放着几张做工简陋的饭桌和长凳。但就在这里，我们尝到了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美味的炖鱼。我们每个人分得一大碗，烧好的鱼块有豆腐般大小，象晶莹的白玉且富有弹性，周边漂浮着厚厚的鱼油，吃一口鱼肉满口生香。热心的老职工操着东北方言向我们介绍，这种鱼叫鳇鱼，重达300余斤，是当年赫哲族渔人进贡大清皇朝的贡品。当时，我们也就是半信半疑，然而经过几十年的风雨阅历，我们认定此言不虚。鳇鱼学名中华鲟鱼，仅产于黑龙江是国宝级鱼类物种，现在想吃？无异于天方夜谭。

　　傍晚，我们结伴走出宿舍站在离之不远的草甸子旁，这里是高纬度地区，夏天晚间九点钟天空依旧明亮，遥望南天，荒草迷漫，无数叫不出名字的野花竟相怒放，方知这里已不是生我养我的北京，家乡远在千里万里之外。

　　入夜，我们10名知青躺在初次接触的北大荒火炕上，聊着、侃着，神往着，渐渐进入了梦乡……

苦辣酸甜

迈进北大荒的大门，从此知青们酸甜苦辣的生活就开始了。

龙行天下

忆起下乡第一天，
地远天高仍向前，
最是难忘中华鲟，
滋味美极确实鲜。

黑土阡陌

苦辣酸甜 发表于 2014-7-10 12:37
迈进北大荒的大门，从此知青们酸甜苦辣的生活就开始了。

由于上天的眷顾，第一天的经历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以后的十年知青经历，苦辣酸甜让我们尝个够。

龙行天下

我的下乡第一天：

1968年5月15日，呼和浩特火车站人山人海，人群拥堵着一列即将起动的列车，无论如何也不肯放行。

车下，绝大多数人都是自发前来的人们，送别的是该市第二批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落户的150名青年学生。

自从1967年10月北京以曲折同志为首的10名知识青年自愿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富饶的泉)插队落户的消息在各大报刊媒体刊登后，呼和浩特各学校掀起了一派关注大草原、争先恐后报名上山下乡的热潮。当时的学生组织---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立即组织了学习访问团，前往北京知青的下乡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访问，回来后组织了第一批50人的下乡队伍。下乡地点系西乌旗东部的额仁高毕牧场。

当时的特点是下乡名额少，想去的人多。像我当时的身体自然没人批准。

当时的我是呼和浩特第一中学革命委员会里唯一的一个初中学生代表。正是踌躇满志，任什么都想做到人前的时候。上山下乡的消息一出来，我就认为可能是我们这辈人的必由之路了。因此，抱定了一定要下乡的念头。没人要我？咱自己想办法组队下去，看谁还能拦住我？

大概是春节过后不久，忽然听到自治区要召开安置工作会议的消息，特别是听说那两批知识青年都要派代表来参加会议，我赶紧以“想见见这些知青朋友”为名，向学校的军代表、也是校革委会副主任的教导员强行要求开了一张介绍信。到市里换介绍时，当时的呼三司中学部负责人----师院附中的呼尔查说：“干脆你就代表咱们呼三司去参加这个会吧。”于是我的身价倍增，高高兴兴地拿了介绍信去参加会了。

会上，接识了曲折一批的北京女知青王静植，还有68年11月份下乡的北京知青代表(名字忘了)，见到了呼市第一批下乡的知青代表托娅。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强行(因为安置办公室认为呼和浩特学生到锡盟下乡成本太高)要到了去锡盟下乡的100名指标!

会后的报名组织等一系列工作我就没再直接参与，而是由各级有关部门及一些高中生去做了。我只做过一件事：我们学校高中有一名叫王再平的同学，是我们这个初中班的辅导员，当时他报名后，在体检时(顺便说一句：我由于是下乡的组织者，自然连体检这一关也都免了)发现他心脏附近长了个大瘤子，于是准备不批准他下乡。我听到这消息生气了，居然提出“用脑袋保他”的意见，现在想想，要是老王真的在乡下犯了病，那我的罪过该多大啊。当时还有一个遗憾，是我们初一有一个女孩，父亲是自治区一级的首长，当时被打成什么“蒙修特务(?)”之类的， 女孩为争取下乡甚至写了血书，却最终没有获利批准。现在看可能反而是幸事，但当时对姑娘的思想冲击肯定很大，估计她一定伤心了很长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工作，呼和浩特市和自治区的领导又先后组织了接见和赠送礼品(好像主要是“红宝书”和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终于定下了5月15日乘火车出发的日程。

大概是这一批下乡的人数比较多，估计在宣传上也特别起劲，反正到了出发的这一天，火车站上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一些没有获得批准的学生下决心要随队出发，很多家长洒泪送别尚不知愁滋味的孩子们，更多的同学拥抱着自己的战友嚎淘大哭，火车被人群拥挤得一再延期，根本无法起动。

无奈，指挥者宣布：今天都不走了!上了车的我们又下车重新集合，并接到暗地通知：“明天某时到离呼和浩特向东12公里的另一小站白塔车站去上车。”要求大家绝对保密。

16日上午，大家终于成行了。

我一上火车，发现一名知青手上缠着纱布。询问下才知道是同一处下乡的师院附中学生刘文兵，马上和他热烈地侃起山来，以至于根本没注意到火车是什么时候开的，车下的送行人群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火车当天到达集宁后，大队人马下车住宿，同时到集宁老虎山的革命烈士墓前宣誓。

次日开始换乘大卡车，记得中途曾经休息过一下，我们发现路边有蒙古包，于是纷纷跑进去看希罕。那位热情的牧民做了一大锅奶茶请我们喝。我从小不喝牛奶，端起碗立刻感到一阵恶心，差点儿就吐了出来。一想“还得在牧区呆一辈子呢，这点儿困难都克服不了吗？”一闭眼，咕咚一声硬灌了下去，居然没事!现在是时间一长喝不到奶茶还想得不行呢。

奔波数日，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了下乡的公社----西乌珠穆沁旗的吉林郭勒公社。在公社被集体安置住在了公社的招待所，又办了三天的学习班，好像是学什么“划阶级”的文件。

在公社，看到很多马匹，有的知青会骑马，就借了来骑。我看得眼馋，也借了一匹看起来挺老实的高头大马，刚骑上没几步，马儿就自顾自地溜达开了，我一慌，脚套进了马镫，脱不出来了。好容易碰到一个过路人，求他把我的脚从马镫里脱出来，赶紧骑回去把马还了。

第四天上午，各生产队派人来接我们下队。很快，牛车、马车什么的都来了，纷纷接了自己队的知青离开了。

我所到的生产队离公社最远。来接我们的居然是马队。牧民们一人骑了一匹牵了一匹赶到公社，十五匹配备好马鞍的马儿打着响鼻，等待着自己的新主人乘骑。

会骑马的知青兴奋地飞身上马，我们这些不会骑的也只能战战兢兢地在牧民的帮扶下爬上马背，小心地揪紧缰绳，在原地试着走了几步。

不知是谁先带的头，马队突然开始奔跑，所有的马自然而然地随着大队撒开了欢。我拼命地拽着马缰绳，也控制不住马儿的奔跑速度，幸亏马上想明白了马儿是不会自甘落后的，于是索性放开缰绳，抱住鞍桥，任马儿去追赶大队。昏头胀脑地跑了不知多长时间，马儿突然停了下来，才知道目的地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