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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老李家 于 2015-3-2 08:02 编辑
十号门头
〔一〕
2001年1月19日,早晨7时,我的阿嫂从慈城打来电话,她说我的父亲早上没有进食,神知不清,据她的母亲的观察,恐怕也就在这一、二天了……
四年前,父亲得了前列腺癌。医生认为与肝癌、肺癌、胃癌相比,前列腺癌的发作较为缓和,鉴于病人已是80岁的高龄,他建议采用保守疗法。我们都认为医生说的有理,因此父亲也就没有接受过放疗、化疗,也没有做过外科手术。可是我们家里的人当时并没有与父亲正面谈过他的病情和治疗方案,而父亲也没有向医生和家人作过有关询问。担心病人承受不住绝症的打击而隐瞒真情或许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潜规则,但父亲可能已经从一次次的B超、CT、磁共振的检查中察觉到了一切;就这样,我们不说,他也不问,彼此心照不宣,一直拖到了这一天的早晨。
根据我的人生经验,事关人的性命,人们说话一般比较谨慎,既然阿嫂的母亲说“恐怕也就在这一、二天了”,实际情况肯定还要严重。
父亲住在慈城,离宁波大约20公里,放下电话,我即去赶车。
慈城是一个千年古镇,历史上一直是慈溪县县府所在地,1954年,三北五洞闸乡出了一个名叫罗祥根的全国劳模,他向周总理反映,慈溪县的大部分土地和人口都在山北,而县府却设在山南,他们去县里开会,需要翻越长溪岭,化费掉一整天的时间,农村基层干部都感到很不方便。
当年的罗祥根仅仅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说话应该没有什么分量,但是因为他成立了一个名为五洞闸农村高级合作社,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里,毛泽东写了一个“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的按语,罗祥根很快当上了全国劳动模范,慈溪县的县府经国务院的批准从慈城迁到了浒山。在那个年代,城镇的医疗、卫生、教育等设施都是按照行政级别配置的,失去了县府所在地的千年古县城从此日趋没落,慈城人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罗祥根和他的那个高级社。对慈城人说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因为职工的工资是根据企业的级别划分的,企业可以分为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县属企业……,慈城的企业属于最底层的镇办企业,具体地说,宁波市港务局的一个码头工人,月薪可以达到40多元,而慈城镇规模最大的胶丸厂,熟练工人的月薪是22元。人们习惯上把2比作鸭,这二只“嘎嘎鸭”成了慈城人心中的耻辱。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慈城就是行将没落的太阳,年青人决不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可是,事物发展的轨迹往往都是我们难以预测的,在这个千年古镇里,大量的古建筑却因此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2009年,这一批古建筑被联合国授予世界文化遗产奖,当年那个种棉花的农民,实际上为慈城镇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我的童年是在慈城度过的,记得那时候镇里的路都是石板路,一些主要道路旁都有一条小河,河里有青青的水草,小鱼小虾在水草丛中悄悄地出没。小河的两岸是用青石垒驳的,浸在水下的一排排河桩上长满了斑斑的青苔。有一年大旱,姚江的水位下降,海潮溯江而上,混浊的海水涌进城里的小河,带有海腥味的海水里飘浮着一朵朵铜板大的白色小伞;那些小伞沉下去又升上来,吸引了孩子们趴在河埠头观看。它们究竟是什么生物?许多见多识广的大人们也都说不明白——终于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者,他从孩子的手中接过装有小伞的玻璃瓶不容置疑地说:“这是乌贼的幼体。”退潮的时候,我曾经折了一只纸船,小心地放在水面上,幻想着我的纸船将会与那些小乌贼一样随着潮水漂出城河,流向姚江,姚江连着东海,东海之外是浩瀚的太平洋……
我家就住在太湖路与中华路交界的小河旁,那是一座二楼二底、前后二进青砖黛瓦的木结构古建筑。这样的建筑北京人称为大宅,山西人称为大院,慈城人则称之为“门头”。400多年前,有一位商人历尽艰辛,终于在他的晚年盖起了这一宏伟的建筑,这是他一生的梦想,喝过进屋酒的那天晚上,送走了客人,他指着阶沿上的石鼓凳,指着石鼓凳上合抱粗的屋柱,指着木香尚未散尽地板和楼板对他的儿子说,一定要把他的家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我对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传说很感兴趣,为此询问过老人。老人告诉我,那个商人老年丧子,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基业始于一代而终于一代。出人意料的答案不得不让人感叹命运的残酷。他有几个儿子?他们是死于战乱还是瘟疫?全都是一个又一个的迷。据说这个门头里曾经出过一个状元,但那个状元也没有活过40岁。
慈城是一块后有靠山前有活水的风水宝地,起屋之前那个商人曾经邀请城里最有名气的风水先生看过,照理说风水上肯定挑不出大的毛病。但是有一个传说流传了数百年:那个商人待人过于小气,泥师木匠的伙食他都要亲自监督,三伏天豆腐馊了,他也舍不得丢掉。匠人们有意见,他就对他们说:“这可是正宗的醋馏豆腐,你们懂什么?厨工师傅放的是重醋。”于是,有一个吃了醋馏豆腐的泥师,在盖瓦片的过程中,悄悄地在瓦片下压了三粒骰子;如果骰面6点朝上,象征着666大顺,而那三粒骰子,统统是1点朝上。童年时我曾经听外婆说过一句慈城老话“敬重长年敬重谷,敬重泥师敬重屋”,东家为他放了重醋的豆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琨的泥师爬上屋顶捉漏,曾经翻到过这三粒骰子。说得有鼻子有眼,我想问一问阿琨,可惜一直没有觅得机会。阿琨泥师可不是常人,他曾经撒一泡尿冲出来一根黄灿灿的金条,由此想来,由他翻出那三粒骰子也在情理当中。
十号门头位于太湖路十号,以十号门头来命名这座气势不凡的建筑肯定有失文雅,附近的“魁字门头”、“月亮门头”听起来就很有文化,开学了,你总不能让老师给自己的孩子阿狗阿猫的点名吧?可是,十号门头叫起来听起来都很顺口。
十号大门足有一丈高,八尺宽,大门外有4块巨大的条石连接小河的对岸。一年四季大门总是关着,只有在婚丧嫁娶、金榜题名的重要时刻才可以对外开放,这让人想起名山宝刹的正门,据说六十年才开放一次。由此可见凡是庄严的大门都是一种象征,现实里十号门头的居民们都是从十一号的边门进出的。风雨飘摇,冬去春来,十号门头的业主换了一茬又一茬,产权也像蛋糕一样一块又一块地分割,及至我匆匆赶去的那一天早上,那里已经是一个拥有30多家住户的大杂院了。我家是从我奶奶那一辈搬进来的,我的母亲从被邻居们称呼“二嫂”开始,一直至“二婆婆”搬出,4代人整整住了60多年。
2001年的1月19日上午,我又见到了我的父亲。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呼吸微弱,神知不清,灰白相间的头发失去了光泽。
我弯下腰靠近他的耳朵轻轻地喊了一声:“阿爹!我是信裕。”
我期待着他能够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加大了声音又喊:“阿爹!阿爹!……”
喊声停下来,房间里一片寂静,只见盖在他胸前的被子轻轻地起伏,我的心头一闪:大概也就在这一、二天了……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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