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京知青将科学文明传递到老区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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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后，北京知青心情激动、斗志高昂。他们决心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教导和延安人民团结一致，为彻底改变延安贫穷落后的面貌贡献青春。而延安人民也张开双臂欢迎知青来接受再教育，从思想、生产到生活，给予了北京知青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教知青如何继承延安精神，做个合格的延安人；教知青怎样掌握生产技能，学会自己生活。在学习“座谈会”精神后，延安人民决心把知青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北京人民的期望。在宣传、贯彻、落实“座谈会”精神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个新的成果。  具体表现为 ：一是加强了北京、延安两地的经济交流，通过援建“五小”工业、修筑水利工程等项目，促进延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传播了首都的文明。
  二是在北京知青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人物，在延安甚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对他们先进事迹的宣传，巩固和发展了上山下乡的成果。
  三是在为改变延安贫穷面貌建设繁荣昌盛的新家园的共同目标下，北京知青和延安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座谈会”后这种情感变得更加强烈。大量外地人同时涌入延安，这在现代史上的延安仅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党中央和中央工农红军，当时到达延安的不足3万人，分布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整个陕甘宁边区范围内；第二次便是这次的北京知青，当时通知是3万人左右，实到万多人，分布在延安地区12个县的范围内。前者因具有开创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的伟大意义，而被永远地载入史册；后者虽然不能和前者相提并论，但对延安当时的经济文化建设及其未来的发展，其意义也不容低估。
    首都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代表着中国当时最前列的社会文明。这批来延安的北京知青，从小在大城市受学校、家庭、社会的文明熏陶，大多具有较强的文明意识，在不经意中扮演了传递文明的角色，把科学文明带给穷乡僻壤，带给墨守成规的黄土地。知青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给农民传授科学知识，讲山外的许多新鲜事，使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陕北农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从思想到生产到生活，都悄悄地开始了潜移默化的转变。例如，那时延安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种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烧死庄稼，是知青们耐心给农民讲道理，带头种试验田，逐步教会了农民使用化肥。又例如，延安农村把女人叫作“窑里人”，是老一辈沿袭下来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窑里人”不得下地干活。周总理也知道这个习俗，希望有所改变。在一次接见时特意问我：“现在的陕北女同志都下地劳动吗？”延安县河庄坪大队的北京女知青张平妮来陕北后，带头打破这条旧风俗，与当地姑娘们一起组建了以她为队长的16名女石匠队，飒爽英姿甚是能干，在短短10个月时间凿出了3000立方石料，修成一条1200米的水渠，当时被传为佳话。延安市文化馆的任柏林等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一首歌，歌名就叫《延河畔上的女石匠》，被广为流传。又如，黄龙县柏峪公社有个村子，14名北京知青顶风冒雪苦战一冬，硬是在冰冻如磐的乱石滩上开出了一块水田。后来他们又和贫下中农一道苦干10个月，建成一座12千瓦的水电站，村民们第一次尝试到了点灯不用油的滋味。甘泉县大庄河生产队的知青和贫下中农一道，在偏僻的深山沟里办起了广播站、夜校、供销站；种植了农作物和中草药实验田；成立了机械组，把一台报废的柴油机改成发电机，在村里实现了米面加工机械化，使落后的深山沟里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延川县官庄公社官庄大队北京知青孙立哲，为解除陕北农民的病痛，克服种种困难自学成才，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小山村，在连电灯都没有的土窑洞里，几年内竟成功地为群众做了1000多例外科手术。1974年11月19日，中共延安地委作出《关于开展向赤脚医生孙立哲同志学习的通知》。他的事迹经报纸、广播宣传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当时全国知青的先进典型。类似这种感人至深的生动事例不胜枚举。
  在科学种田方面仅北京知青与当地农民种植试验田就达2900多亩。例如北京知青张革，1972年被招工进入西安一家军工企业，1973年6月9日周总理回延安向延安人民提出“五年粮食翻一番”的奋斗目标后，他呆不住了，再一次返回原宜川寿峰插队的小山村，帮助乡亲们建果园、引进小麦良种、改良种牛、引水上塬？8943.为解决资金和设备等，他长年奔波于陕北与北京之间，90年代初回北京后仍念念不忘村里发展建设，终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现仍在黄陵县教书的康崖底中心小学校长汪桂兰，当年从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延安农村插队落户，80年代初国家落实政策时，她放弃回城返京的机会，植根于贫瘠的黄土高原，为山区教育耕耘了30余年，是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中仍留在黄土高原教书的唯一知青。黄陵人民认可了她这个身处异乡的“北京知青”，给了她相应的荣誉：人代会、党代会代表，模范党员，优秀教师等等。
  1998年底，中央电视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20年特别节目《20年—20人》，汪桂兰身居其中，与体育王子李宁、“中国第一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等齐名。2000年“五一”期间，汪桂兰被选为延安市劳动模范。
另据当年延安地区有关部门截止到1971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北京插队知青在延安抢险救灾中涌现出的见义勇为青年就有552人；3130名知青担任了学习辅导员；763名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11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268人加入了共青团；3360人被评为积极分子；2374人担任了社、队基层干部；267人担任了“赤脚医生”；6500人被输送到工交财贸战线工作。还有许多尚未统计在列的知青都为这块黄土地做出了贡献。这些都可以从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知青文学、纪实、影视作品中得到印证。
  据我1996年9月间在北京的初步了解，当年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中担任司、局级以上干部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学者已有500人之多，有的出了国，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则成为学者专家和教授；近年来有些同志已步入中央委员会或省、市、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岗位。还有更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知青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首都和国家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受到首都人民的好评。
  每当谈起北京知青，我们就感到由衷地高兴，每当想起北京知青与延安人民同甘共苦的艰难岁月，就产生了依依不舍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真诚的、纯洁的。时隔30多年之后，这种情谊依然牢固如初。我常听到一些陕北的同志讲，最近某某北京知青又回延安来了，谁谁又给村里盖了一所希望小学，给乡上办了一件实事，给县里筹到一笔资金。某某知青还带上自己的子女回到了“娘家”，要让后代学习延安精神，领略陕北农民的质朴、勤劳。类似这样的事近年来不计其数。记得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原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或下海、或学有所成，他们富裕了，有了专门的知识，便开始回报第二故乡及其“亲人”。1994年夏天，延安地区行署特地邀请当年在延安插过队的近百名北京知青和他们的子女重返延安，请他们为振兴延安出谋划策。这些北京知青回延安分别与地、县、乡达成意向性合作项目57项，提出各类建议数百条。知青们只要一回到自己当年插队的村子，全村的百姓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前呼后拥地围着知青问长问短，争着抢着拉知青到家吃饭。临别时，争先恐后给知青送来小米、绿豆、红枣、核桃等土特产，要知青带回北京。村村如此，无一例外。人间自有真情在。我认为北京知青于延安插队落户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与陕北人民结下了这不解之情。事隔30多年，人们对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我总认为无论对知青、对百姓，对北京、对延安，都有其益。尤其是北京知青与陕北人民结下的这份真诚的感情、这份深厚的友谊，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珍视！
  令人十分高兴的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在历届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在脱贫致富进入小康后，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综合指标己跃入陕西的前列。如果周总理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无比欣慰！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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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白雪

知青是一个知恩图报的群体，知青与乡亲们的感情深厚!很多感人的事迹，还有待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