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渝州书生 于 2015-12-12 19:14 编辑
任何个人都是历史的个质，个体生命无法从时代社会的大框架里逭逃。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五月的文山城，艳阳高照,阳光在这高原上格外的刺眼。我和老友陆英，就待在他家里，只想叙旧，哪儿也不想去。
我和他已有三十年没见了，昨日的小伙儿，现已是半老头子了。
我们在客厅里，喝着清香的“滇绿”，轻轻地叙谈着。在宁静的话语中，我们又像回到了当年…… 那时，在我们宣传队里，重庆知青就占了90%，而且大多数都是同一批去的云南。“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因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大多能歌善舞搞乐器。而当时各类艺术院校并未招生开课，因此，我们大多数人也只能算“业余爱好”，并非专业水平。
宣传队里的陆英和吴培侠就不同，他俩是私下里拜了重庆歌舞团的老师，完全是按照音乐学院正规教程学习的。“文革”期间音乐学院没有招生，他们应该算得上是“准科班”的了。他俩都是拉小提琴的，又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因此关系很好。
当时，他俩的水平很高。特别是陆英，当年在云南省内也应是数得上的，在我们文山州理所当然是第一把。按理说，凭他们的水平，完全可进部队文工团。可是他们的家庭成份都不算好，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只有支援边疆，或许是一条稍好点的出路。
在宣传队里，我们听他俩拉琴，那真的是一种享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才得知什么贝多芬、马扎斯、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等一大串古怪的外国名字。
他们是学西洋乐器的，也给宣传队里带来了欧州的习惯，听音乐、喝葡萄酒、喝咖啡。让本来就在华侨农场的我们，更加西化了。
陆英是师兄，凡事爱出头。吴培侠高大、憨厚，言语不多，总是唯师兄之命是从。
我很快地和陆英就成了知心。那时的宣传队里，但凡有事，就必定有我两个。那真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打架、闹事总是我两个出头，但的的确确没有一件事，是为我们自己。完全都是为了知青的事，冲锋在前，打抱不平。
这样，在宣传队的第一次整顿中，我和陆英都被踢出了宣传队。为了让我两个分开，还特意将我们分配在不同的营里，相隔四十几里。现在想来，那时的头头们真好笑，可算是用尽了心机，对付两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
建设兵团终于在1974年底撤了，农场又恢复到原来的性质。
不幸中的万幸！兵团一撤消。早就觊觎我们宣传队的地方剧团，马上就赶到了农场，将陆英、吴培侠等四人，调到了文山的剧团里，有了让人羡慕的工作。但那年，吴培侠也失去了他多年的初恋，同他一道调到文山的女友却离他而去。
然而，世事难料。万幸中的不幸!1978年，支边青年们都先后离开了那里，返回到自己的故乡。可他们已经算是公职人员，就不可能调回来了。
我和他们最后的见面，是在1975年的8月。从那以后，天各一方，就再也没见着了。
淡淡的绿茶，勾起许多往事；缕缕飘香,让人沉缅在往事之中……。我向陆英打听起吴佩侠来。
陆英：“唉……！”的一声长叹。
陆英叹完气，又说道：“一切全怪我!”接着他便说下去……
知青们都走了后，性格本来就内向的吴佩侠，话就更少了，后来他便和本团的一位少数民族演员结了婚。从那以后，他和朋友们也很少往来了。当他来到朋友家的时候，必定是找酒喝。
他喝酒是不计质量好劣，是酒就喝，也不用菜，有酒就行。他心中或许是有苦闷，但他的那份苦，他是不会说出的，因此朋友们谁也不清楚。
他收入不高，钱不多，往往只能买那种“脚子酒”来喝，那可是质量最差的酒，可以说不能算酒。他实在没钱了，就上朋友家找酒。朋友们往往会拿出最好的酒让他喝，可他并不愿过多打扰朋友们。
就这样，他把自己摧残了!在他不到三十岁时，就因肝癌早早地去世了。
陆英说到这里，又是一声长叹：“唉……!要不是我,他是不会来云南的!是我拉他来的，我不拉他来，他也许是另外一种生活。”
陆英说着说着，眼泪已是满眶了。当年意气风发的陆英此时已无半点踪影。
对此，我能说什么?惟有尽心地劝陆英，千万不要再自责，千万不要再内疚。
肌体的创伤，尚可治愈。可是心灵的伤痛，却无药可医!在第二天的中午，我即将和陆英告别。在酒席间，他又提起了吴佩侠，双眼又是红红的了。
面对老友，我只能说：“逝者已去，我们只能好好地善待人生，保重吧!”
我或许可以理解吴佩侠了，思乡、思亲……那是一种揪心的思念。清醒又如何？那份思念有时真让人愁绪断肠！我不是也曾经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吗？麻醉又如何？醉后清醒更难受！那真会让人感到永不醒来才好呢！也许就因为这些，吴佩侠才摧残了自己早早地去了。
话已至此，我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2006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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