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 当时，云南各个农场的局势很不稳定。一些农场领导被知青扣为人质，东风农场场长王文希的家也被知青冲击了。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赵凡不听农场和地方当局的一再劝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已经发生知青绝食的孟定农场场部。1月10日赵凡与二千余知青见面，这一位革命前辈，先是赞赏了孟定的山和水，接着话题一转;“孟定比我们当年的南泥湾条件好的多了，希望知青们把边疆建设好，华主席、邓副主席和王震副总理对你们都抱以极大的期望”。知青们一听还要扎根边疆，那种绝望和失望以及委屈的情绪难以抑制的再次爆发了，全体知青齐刷刷的跪了下去。赵凡亦怅然泪下，赵凡后来回忆:“我去了以后啊，他摆开了场面，一个大操场上，都集合到那里。见了面时不说话，他第一个安排的就痛哭。大声痛哭，一起痛哭，一个广场里边没有话说，就呜呜呜，就是那么哭。我呢这个4个孩子。3个女儿，一个儿子，4个孩子都是知青，在山西农村里插队。这样一看知青，我也掉泪。他一看我，一听，可找到一个看看我们的，知青有希望了，有点盼望了。这中央派来的，是这种人。那我们的困难还能解决。” 在2000多名哭泣的知青面前，赵凡说:“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他劝知青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随后,他开诚布公地说:“你们这么多人要求返城,这是件大事。我们要向国务院汇报,还要同你们所在的城市商量,你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啊!”会见结束时赵凡像父亲疼爱孩子般的表示了对知青们同情:个人基本同意知青们的返城要求，但要求知青们给政府协调的时间。
知青们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向这位老干部致敬。李根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一种脸浃还流淌着泪水，早已哭的红肿的双眼，却瞬间变幻成发自心田的笑逐颜开，非亲历者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历史对于错误的纠正常常会以过激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好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历史。” 由此我们看见了一位敢于负责，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的形象。这与知青在农场十年里所遭受的苦难、看见的一些蛮不讲理的干部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是需要我们党的干部勇于去面对问题、矛盾，敢于讲出个人的真知灼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好在云南知青遇上了这样一位好干部、好领导。 三、“我也是知青的家长” 对于赵凡来说，一到云南就碰到一个“下马威”: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赵凡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自云南边疆国营农场的知青在开始绝食罢工以来，第一个政府官员为知青们流下的同情的热泪。赵凡亲自率领调查组深入农场，倾听职工特别是知青们的呼声，体察民情，积极开展工作。缓和了当时罢工最为严重的东风、勐捧等农场的局势，及时果断化解了临沧勐定农场千余名知青静坐绝食的行为。其后赵凡召开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知青、干部的调查会、商讨会，寻求解决知青罢工风潮的途径和办法。从现在陆续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云南农垦部门有些领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认为知青闹事性质严重，属于坏人闹事，背后有黑手，是阶级斗争激烈的反映，主张抓坏头头,严加惩办。赵凡等人只好耐心、细致地给他们做工作，明确指出:“知青闹事不好，但事出有因，绝不是坏人闹事，不能当成闹动乱抓坏头头。如果那样，肯定处理不好，而且添新乱子。我们必须用疏导的办法。”直到今天，我们亲历赵凡召开的各种各样会议和谈话的知青，说起当时的情景无不为赵凡平易近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所折服。 四、“1978年拨乱反正了，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 知青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1978年1月11日，赵凡听取了中央和省、市调查工作组成员的汇报;当晚和12日凌晨和孟定农场干部会谈，于12日返回西双版纳;紧接着就在景洪主持了13日和14日两天的会议。 赵凡说:“这次遇到了请愿，罢工，静坐绝食，包围干部，向工作组下跪等办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作为调查组，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抗战时打鬼子就是了，现在软的、硬的都不行。党中央文件，从来都是欢迎的，惟有这一次不行……今天看是有具体问题，知青探亲，困难很多，社会遭遇难应付，又没有钱。他们谈到这些我都流了泪，论年岁，我62了，都哭了。事出有因，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煸动起来的。”(见赵凡《忆征程》215页) 赵凡反复做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领导的工作，希望大家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向赵凡表示，云南省委同意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案，他说，“知青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不愿意留的统统走。” 赵凡回忆说，我把在云南的这个情况，上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写了个材料，国务院转发了，“做好工作，合情合理”，做好了准备工作，逐渐地回去。当时在国务院主持工作的李先念极为高兴，立即表扬，并向上海方面作了通报。上海市委顾虑较多，因为这几年他们已先后批准在各地上山下乡的三十万知青返回上海，待批的还有八十万人。大家担心大批知青像潮水一样返城。人口高密度的上海势必更加混乱。但经反复做工作,上海方面最终还是表示顾全大局，同意按中央调查组的意见办理。这不把这个“四不满意”变成“四满意”嘛。 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处理意见，其主要精神: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启了方便之门。 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邀请赵凡、四川省知青办、成都市知青办、上海知青办的同志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农场知青问题。会上，有关各方就解决云南农场知青回原籍安置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北京、上海市与会的同志不同意写明解决农场知青回城的具体时限。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时明确:云南决心两年内分期分批解决农场的7万余名知青问题，凡是不愿意留在云南的，统统回原籍。走的办法，按中央74号文件精神，结合云南情况印发一个文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央批准后，立即召开有全省国营农场场长、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后，再加以执行。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云南省委迅速草拟出了统筹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办法--《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1月25日、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草拟稿。会议在其它方面都很快达成了共识，但在解决这批知青安置问题的时限问题上仍然有不同意。就这样，一场以云南知青为先锋的知青请愿回城的风波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的《“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里赵凡表示:“我去云南解决知青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这个功劳是党中央的。” 但是，历史将铭记这位老人，将记住一切为知青返城作出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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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7 10: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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