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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们做了很多副食品的档案，粮食的档案。还为这个事情在三十个人当中做了十人一组的微型调查：询问记忆中当时要不要肉票？结果29个说不可能不要肉票，只有一个人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此同事的父亲是著名的教授。他说，在家我最小，家里就是我负责每天买菜烧饭，他说我们家的钱已革掉，但比那些工人家庭还稍微有一些钱，他说我们家每天去买一小块肉，今天肉片炒卷心菜，明天肉片炒青菜，后天肉片炒花菜，每天是这样。 ![]()
本文节选自《一个研究“文革”的新思路新方法》 作者：金大陆 启之 原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2期 问：我们很诧异地看到你在书讲上海文革时没有肉票，这似乎很有悖于常识。请讲一讲这是怎么考证的。 金大陆：上海的朋友也都讨伐我，不相信，说我的说法不对。讨伐我最严重的是作家叶辛，就是电视剧《孽债》的作者。他说你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我在贵州插队，一年多没吃肉，回到家走到弄堂里闻到肉味，我就赶快回家跟我妈妈讲，赶快买肉，赶快买肉，他妈妈讲没有肉票。而且他说他家里有一大本关于票证的图案，他说你肯定是错的。他还质问我：当然是善意的，是学术讨论：你是不是要讲“文化大革命好”？当时我们开会时有个企业家，是做食品保健品的，他在旁边一声不响，默默地用手机给上海六七十年代最大的三角地菜场的书记打电话，说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上海文革期间要不要肉票？对方回答说肯定要的，哪有不要之理，所以他们都讨伐我。 金光耀：开始我也不相信，后来确实找不到肉票，肉票是后来才有的。 问：你能不能讲得详细一些，不仅你们上海人，外地也有不少人质疑这个问题。 金大陆：我们做了很多副食品的档案，粮食的档案。还为这个事情在三十个人当中做了十人一组的微型调查：询问记忆中当时要不要肉票？结果29个说不可能不要肉票，只有一个人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此同事的父亲是著名的教授。他说，在家我最小，家里就是我负责每天买菜烧饭，他说我们家的钱已革掉，但比那些工人家庭还稍微有一些钱，他说我们家每天去买一小块肉，今天肉片炒卷心菜，明天肉片炒青菜，后天肉片炒花菜，每天是这样。我们查档案，上海的肉票从1955年统供统销，到1992年断断续续地发放过五次，不是一直都有的。 金光耀：文革以前肯定是发过肉票的。 金大陆：对！1965年以前肯定是发过肉票的，据史料记载是两次。还有三次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 跟文革有关系的是1976年7月16日至10月6日（指粉碎“四人帮”）这两个多月的时间。1976年7月16日上海紧急发肉票，是因为上海猪肉供不上了，供不上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外地对上海的反感，要卡卡你。 为什么一直到1976年7月16日以前上海都没有发肉票呢？上海的猪肉供应量十年中是节节上升的，第一个原因是“全国保上海”，在文革以前上海的猪肉主要是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供应的。一般都是上海报计划报给国务院，国务院把单子定好，上海就派人去这些地方收购，然后把猪肉运过来。文革中，山东、湖南、湖北、四川，还有江西都向上海调肉。
我们所里有个资料员，她曾在江西插队的，她跟我讲：“金老师，我们镇上有个姑娘，她说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一个卖肉的。”当时，上海市场上的百分之七十猪肉是外地供应，而且这个量是节节上升的。当然上海的轻工业品也是源源不断出去的，缝纫机啊、手表啊、衣料啊、自行车啊、糖果啊、文化用品呀，都是哗哗哗大量出去的，这是计划经济调控下的运作。 问：上海郊区不养猪吗？ 金大陆：文革时期上海百分之三十的猪肉供应是来自郊县。上海郊县农民私自养鸡、养鸭、种菜到市场上去卖，基本是不可以的，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受到打击的。但养猪例外，公社养、大队养、小队养，还鼓励私人养，国家不仅收购，还有饲料补贴等。 什么道理呢？因为毛泽东讲“以粮为纲”，讲猪多、肥多、粮多。养猪有粪，有粪就有肥，有肥就有粮。所以提倡养猪。另外，我们城市里的居民有工业券，买火柴、买肥皂、买套鞋是有工业券的，农民是交了猪，给你钱，还给你工业券，然后农民有了工业券后就可以去买火柴、肥皂了，所以农民愿意养猪，因为养猪就有多的工业券。后来要扩大养殖，养猪得有饲料呀，没饲料怎么办呢？后来你交了猪还给你平价饲料，所以百分之三十的猪肉是上海郊县供应的。而且档案统计里提出了每年上海供应量多是增长的，是往上走的。 当时提倡城市居民要支持养猪，随着养猪业不断的扩大，上海市民的泔水就成了好东西，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个小缸，满了就到弄堂门口去把这些泔水倒进大缸，然后再送到乡下去，它有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支持养猪的行为。这里面还涌现出很多退休老工人的先进事迹，还有些老工人从泔水里捡出螺丝，免得让猪吃了螺丝。一些街道还组织这些老工人去上海郊县参观农村养猪。上海的猪肉供应就是这样，从中可以看出，在高度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如何操控供求关系。 问：你刚才说调查了30个人中，有29个认为是有票的？ 金大陆：对。我们还采访了王知常等原市委写作组的人，他讲1967年1月4日，张春桥从北京回上海，听说上海的猪肉在减价卖。张春桥就说：“你们查一查，是不是有走资派在捣乱。” 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有两列车给苏联的猪肉太肥，苏联人不要，冷库又放不下，所以上海的猪肉紧急降价。当时上海的猪肉八毛五一斤，蛮贵的，因为冷库放不下，一下子降到六毛五了。所以我提出这是一个“上海视角”，我没有做北京，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做北京。但是我推算当时北京也不应该有肉票。 我还有一个资料做支持，去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一本《知青家书》，是一位到云南农场的上海知青，他给家里的二百多封信，从去云南的第一封，到回上海的最后一封，他家人全部留下来了，而且记得很详细。出版社让我写了个序。我在这些家信里面发现什么呢，这个小青年到了云南边陲，说他的连长对他很好，连长的妻子要生产了，托他在上海买肉，于是他给家里写信，请家里一定要帮他这个忙，“寄上四公斤，咸的，最好是肥的”，“如还没有寄的话，再多买三四公斤”。这样看的话，那就是不要票的，否则不可能一下子买这么多，否则家里人吃什么呢。当然，这是“上海视角”，希望有学者做“北京视角”、“四川视角”、“江苏视角”的同类题目，然后再一拼接，就会很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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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8 1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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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8 10:57:37
发表于 2016-5-31 18: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