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知青简史》：云南知青返城风潮大事记

日暮孤帆

编者按：
     本文是为《重庆知青简史（暫命名）》“编年大事记”中编写的部分内容。对于发生在1978年末到1979年初，由上海、重庆、四川赴云南知青掀起的大返城风潮，已经有了不少的出版物和网络文章的描述。由于这段历史直接导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所以出现众多探讨文章不足为奇。但是，许多文章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众说纷纭，甚至大相庭径，连发生重大事件的日期也各说不一，显得扑朔迷离。为此，我们在大量查阅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参考了一些特别是当事人写的书籍。例如原四川省知青办副主任孙成民 撰写的《四川知青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纳知青赴京请愿团纠察组长李长寿 编写的《在命运的搏击中突围》 （香港文艺出版社），重庆赴云南知青 姚林义 编写的《雨林中的路》 （中国邮史出版社）等等，还向当年参加过罢工、请愿的知青进行了解。本文不敢说完全与历史真相吻合，起码我们是做了严肃认真核实的工作。现在把这部分内容公开出来，供有兴趣研究知青历史的朋友参考。如果发现还有不实之处，望不吝赐教，以便在《重庆知青简史》正式出版前予以修正，并向帮助我们的朋友们，特别是当年受到王震接见的北上请愿团成员李长寿、邹盛永朋友谨致谢意！

云南知青返城风潮大事记

编写/日暮孤帆

   1978年10月16日
   云南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写出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信中历数了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希望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自己的家乡。该信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阅并公开了出来，在知青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得到了300多名知青的签名支持。随即，联名信被广大知青以各种方式予以传播，各农场、分场开始了动荡。
    10月31日-12月10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总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11月12日，

    云南橄榄坝农场上海知青瞿林仙生孩子时，因当职医生的失误而造成不幸猝死，这一偶然事件迅速引起农场知青心头多年的积怨爆发，在孟罕镇橄榄坝农场发生了抬尸游行和抗议活动。

    11月13日，
  “国务院来信来访处”给丁惠民回信称；“10月16日来信已收到，转请云南省革委会处理”。显然国家决策者对知青信中“我们要回家”的诉求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11月18日
   丁惠民公开了《给邓副主席的第二封联名信》。该信以支边知青生活现实的实际状况为背景，对上山下乡政策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再次强调“我们要回家”诉求。同时，以丁惠民、胡建国等人为核心的“云南西双版纳知青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已基本形成，并开始了具体工作。
    11月23日
  《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该文章从正面披露了长期以来存在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各种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对知识青年的伤害和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并明确指出；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已到了非认真解决不可的地歩。
    11月25日
    中国青年报社直接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并将《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连同丁惠民等知青《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一并呈送邓小平。
　  12月2日，
   邓小平审阅了中国青年报社写给他的信，并作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的批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将邓小平的批示件以“中央传阅文件第4604号”在中央领导中进行传阅并迅速转发云南省委办理。
   12月7日，
   在云南景洪，“西双版纳州1978年度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由“云南版纳知青北上请愿筹备总组”组织的垦区知青代表大会也在橡胶林里举行，与会的120多名代表选举产生了常委会，通过了“请愿书”（即由丁惠民起草的第三封联名信）以及赴京请愿团的“四项任务”“请愿团在京期间纪律”等文件。并明确了丁惠民为总指挥。当天下午便派出两个联络小组，与农垦分局及州委为北上请愿出具边境通行证和必要的物资支持的銜接工作。代表们在做了通宵达旦的各种努力之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12月8日
   由于相关部门和州委对知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引发了全体代表和附近农场知青的愤怒。他们采取了静坐示威、发表演讲、上街游行等行动。在所有努力未果的情况下，当晚经丁惠民提议全体常委通过决定；决定12月9日西双版纳农垦分局所属各农场知青全体总罢工。云南知青要求回家的风暴就此形成。
    12月10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并以1978第74号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很快传达到全国。文件提出，逐步解决在乡插队知青的问题，但对在国营农场的知青则规定： “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今后不再纳入国家的照顾范围，而作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日暮孤帆

    12月16日
     由上海知青黄玉海，重庆知青涂清亮、刘庭明等人带队的版纳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43人从景洪出发。
     12月18日
     由上海知青丁惠民、重庆知青刘先国等率领第二批赴京请愿团51人从景洪出发，
     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
     12月20日
     首批赴京请愿团抵达昆明。
     12月22日
     首批赴京请愿团由于途中钱粮尽失无法购票乘车。在与有关部门交涉未果后，于当天晚上无票登上昆明到北京列车，火车站方面接到上级指示62号特快列车停开。
     12月23日
     第二批赴京请愿团到达杨武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全体代表分成4个小组，分别前往重庆、上海、昆明、北京。并决定避开昆明，绕道北上进京。
     12月24日
     首批赴京请愿团上访代表晚上再次在昆明火车站强行登车，在站台遭到工作人员和乘警阻拦，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人员受伤。知青代表于是采取绝食卧轨的抗议行为。
     1月25日
     由于昆明火车站进出列车受阻，国务院下发了三点指示。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国务院调查组飞抵昆明，并亲临火车站给知青代表做工作，知青们在阻拦火车30小时后撤出了火车站。
     12月26日
     在云南农垦总局会议室召开的由国务院调查组、云南省委、云南省农垦总局及首批赴京请愿团6名代表的座谈会上，省委副书记薛涛讲话批评了知青的卧轨行为。赵凡在讲话中明确了知青行为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再予追究。同意他们等待第二批请愿团到达昆明后再选11名代表赴京（他们却不知道第二批请愿团已经避开昆明从一个叫读书铺的小站登上火车，绕道成都北上）。
     12月27日
     第二批赴京请愿团的28名代表在团长丁惠民、副团长刘先国的率领下，于当日上午抵达北京。他们举着请愿团大旗从北京站步行到了天安门广场，冒着严寒立即开展了宣传演讲散发传单等活动。至下午4点经主动与国务院知青办联系后，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刘纪民带车到天安门广场将全体代表接往国家农垦总局招待所。请愿团第二天即在北京展开了宣传活动。
     12月28日~31日
     首批赴京请愿团在昆明乘车未果，决定分组活动，一组返回景洪向留守总组汇报情况，一组继续留在昆明，另外二组分别赴上海、重庆进行宣传和募捐。从29日到31日期间，请愿团代表分别在重庆体育馆、重庆三中、杨家坪建设厂、李家沱广场、北碚人民广场、南岸弹子石、大渡口电影院等繁华地段发表演讲和募捐。只有刘庭明只身于1月2日到北京与第二批赴京请愿团汇合，刘庭明向第二批请愿团代表汇报了昆明受阻情况，并将昆站事件真相材料递交给了农垦总局办公室副主任。
     12月30日
     在北京，国家劳动总局局长赵志坚、周起光、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张竹修、刘纪民、办公室主任贾大勤、计划局王瑶栋、信访办主任孔繁敬、国务院知青办王进仁、张亚群、共青团中央青农部负责人李晓芳等人来到农林部招待所，与第二批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见面并召开了座谈会。
     同日，由赵凡率领的国务院调查组和云南省委以及云南省农垦总局有关方面负责人扺达思茅。立刻召开了八个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工作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了应对知青的罢工、请愿行动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赵凡明确的给予了否定。

日暮孤帆

    12月31日
    新年来临之际，第二批请愿团决定从元月1日起暂停对社会的各种宣传活动。国家农垦总局领导告之有关请愿团代表身份已被认可及罢工期间工资补发的要求已原则同意。双方就下发文件的措辞进行了商议认可。请愿团同意于当天向版纳留守总组发出“复工令”。
    1979年1月2日
    国家知青办、农垦总局、团中央领导再次与第二批赴京请愿团会谈，动员他们尽快返回云南，留下的代表最多不能超过l0人，以便请示国务院领导接见。知青代表按照中央相关部门领导同志的指示，留下10位代表外，其余18名代表分别于l月3日、4日离京。
    国家农垦局发出“国垦字（79）1号文件”，文件中说“听取了丁惠民等28位同志的汇报，认为他们来京反映问题是正当的”。并明确表示 “自本文下达之日返回工作岗位复工者，这次停工期间的工资可予补发”。
    1月4日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等中央领导接见云南版纳知青第二批赴京请愿团的10名代表，他们是：丁惠民、顾新华、李长寿、翟荣志、熊占国、邱亚德、陈允龙、邹盛永、刘光国以及刘庭明，王震当场收下了请愿书，并与他们进行了坦率的交谈。
    王震送走丁惠民等人，即向华国锋、邓小平汇报了刚才接见云南农场上访知青代表的情况，还把知青代表写给邓小平的请愿书送交给了邓小平。华、邓表示同意王震与知青们的谈话。
    晚上，王震又一次会见请愿代表，向请愿团代表们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并一起观看了电影。请愿团认为原定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当晚决定明晨离京。
    同日，在云南景洪的国务院调查团开始分组深入到各农场基层进行调查。
    1月5日，
    第二批请愿团10名代表乘火车离开北京。
    同日，版纳留守总组的负责人根据请愿团从北京发回的“复工令”与各农场代表商议后，决定从8号起停止罢工，并向版纳全体知青发出《复工通令》。复工令传达到各农场后，有两个农场复工（景洪、勐养），有3个农场说是复工，实际上仍处于停工状态（勐纳、勐满、勐棒），两个农场坚持罢工（东风、橄榄坝），一个农场（黎明）原来没罢工，却在10号宣布罢工。
    同一天，前来版纳橄榄坝农场调查的国务院调查团副团长，团中央青农部长唐铭植在场部被近500名知青团团围堵，知青选出10名代表与国务院调查团和农场领导举行会谈，代表们在会上反映了知青的问题并要求唐部长现场答复回家要求，双方形成对峙局面达十几个小时。
    1月6日
    首批赴京请愿团5位代表由重庆抵京，他们与国家信访办、知青办、农垦局领导多次会谈，并要求中央首长接见，被“首长已经接见了第二批请愿团”为由拒绝，一直滞留北京，他们向社会作了大量宣传工作，声称不让回家决不离京。
    1月7日
    云南临沧孟定农场全线罢工。211名知青开始了一场惨烈的绝食。
    1月8日
    国家农垦总局以[1979]国垦办字16号文件向各省、市、自治区农垦总局印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王震同志对云南农场来京知青谈话精神的通知》。
    1月10日
   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国家农垦局局长赵凡赶到孟定农场接见绝食的知青。知青们面对台上的中央首长，集体下跪，赵凡对知青说：“我也是一位知青家长，我能体会到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的把你们的情况向中央、国务院反映。你们首先要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给领导上以解决问题的时间。” 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及时果断化解了勐定农场知青静坐绝食的行为。
    首批赴京请愿团又有6名代表从重庆启程到达北京，与先期到达的5人汇合，人数达到11名。他们在京采取了宣传、演讲、静坐等形式向社会传达强烈要求回家的愿望。
    1月16日
    赵凡率国务院调查团分组深入基层农场，与知青进行了30多场座谈，接触了3000多人次，经历了知青的诉苦、下跪、绝食、请愿、围堵等过程，了解知青罢工、请愿的缘由经过，掌握了知青们生活艰苦、住房简陋、工作繁重，管理粗暴、甚至惨遭迫害等真实情况，并与当地政府和农场领导多次召开工作会议。调查团于16日离开景洪。
    1月18日
    国务院调查组和云南省革委会共拟了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们分赴各农场调查到的知青现状和闹事原因，提出了对知青问题处理的六条建议。这六条建议是：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六条建议实际上是对74号文件有关条款的修正，为农场知青返城提供了政策依据。
    同日，第二批请愿团及首批部分队员回到景洪。丁惠民宣布：请愿团原定任务已完成，代表返回各自单位调查农场现状，五天后再回景洪集中汇总情况。待北上请愿照片洗印出来后，在各农场举办北上请愿图片展。
    1月21日，
    云南省常委以扩大会形式，邀请了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许发、四川省知青办的高云、成都市梁光汉、上海知青办的张淑智等（三方四省市）同志参加，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农场知青问题， 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全省7万多知青，尽量做工作，愿意留下的欢迎。不愿留都走。”会议形成《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
    同日，重庆近千名支边知青涌到市委请愿，并提交了请愿书要求回城。  
    1月23日
    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调查组和云南省革委会1月18日的调查报告和六条处理意见，支边青年可以办理顶替、病退、困退、商调以及上海郊区来的农村青年返回等政策得到中央确认。
  丁惠民、刘先国、胡建国等三人以个人名义给王震拍发了电报。

日暮孤帆

     1月24日，
    云南农垦局所属各农场在未征得动员地政府同意接收情况下，单方面办理知青“退职回城”手续，打开了比 “六点建议”更宽松的回城通道。支边知青开始了集体大返城浪潮。
     1月25日
    800多名最早办理退职返城的版纳支边知青因在重庆上不了户口，在大田湾体育馆集合后到市委请愿。要求解决落户问题。
    1月27日
    王震收到丁惠民等人发给他的电报后，于1月27日复了信，随后，王震将该信报送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阅。
    同日，重庆市委召开了各部、委、局和各区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市委书记于汉卿强调了做好云南支边知青和家长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解决好回渝知青探亲的一些实际困难。对支边知青提出的落户等问题，市委无权答复，待中央有了具体精神后，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
    1月30日
    首批赴京请愿团11位代表在得知中央已经“同意支边知青返城”，同时收到了版纳知青已经开始下户口返城消息后，于当晚乘火车离京。
    2月1日
    重庆市委用一天时间讨论了当前的知青工作，特别是目前知青递交病退、困退申请达2500多份，以及几百名支边知青持有橄榄坝农场开出的退职证明返渝等问题非常严重，决定派市知青办副主任杨光赴成都请示四川省委。
    2月6日
    云南省“云革发[1979]22号文”《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74号文件，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布，提出了五条解决办法，提供了为各方需要都可以接受的诠释，开启了云南知青回家的大冂。
    2月7日
    云南橄榄坝农场退职返城的上百名知青集体到重庆市委市政府上访，要求上户口、给饭吃、安排工作。
    2月10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配发了编者按，以《王震同志接见云南知识青年代表，勉励青年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立志建设边疆》为题，摘要发表了王震接见10位云南知识青年代表时的谈话精神。刊登了丁惠民等人给王震写的信。同时还刊登了云南省农垦总局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
    2月13日
    四川省“川革发[1979]13号”文件《关于统筹解决我省在云南各国营农场下乡知识青年实际困难的通知》，提出了分期分批实施赴滇知青的回城政策。
    2月15日
    又有上百名支边知青聚集在重庆市政府办公厅要求解决他们的户口和工作问题。知青们称，是农场动员他们退职回城的，从农场出来的时候与农场领导“撕破了脸”，已经把东西卖光了，手续也办了，“光身一人回去也过不下去，坚决不回去！”
    2月16日
    重庆市知青办给云南版纳农垦分局打电话，对支边青年大批集体“退职回城”一事进行联系和询问，农垦分局答复说，对于知青退职的作法，分局一直是不同意的。知青们对云南省文件中“分期分批回城”的意见不相信，怕今后不落实，经常出现数百人包围农场领导，强行退职下户口的情景。
    2月20日~27日
    为解决支边青年办理退职的无序状况，由云南省委书记薛涛主持，四川省知青办和云南知青办、农垦总局负责人一起进行商议，达成共识；要从大局出发，有领导、有条件、按手续，分期分批地逐步解决。对于云南农垦总局单方面办理知青退职、调工手续的作法必须停止。对符合回城条件的支边知青准予改办和补办手续，不具备回城条件的知青，要动员其返回农场，农场要欢迎他们回去，积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所领取的退职费如数退还原农场。
    4月30日
    国务院针对全国存在的农场知青盲目退职回城一事，发出国发[1979]121号《关于准许退职回城青年回原单位复工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最近，一些知识青年盲目采取退职方式返市回城的作法不妥，应予制止。已办理退职的人员提出回原单位复工的要求原单位应该准许，要欢迎他们复工，不得歧视。
    5月23日
    云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对国务院121号《通知》的具体贯彻意见。会议研究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1979]121号文件的通知》，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印发。该通知强调：凡原来农场知青个人单方面办手续退职回城，现愿意回来的，一律欢迎回来，相关单位应妥善安置，不能歧视。
    7月20日
    国家劳动总局负责人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宣布1979年计划安置395万人就业，这个数字相当于“文化大革命”10年就业人数的总和。除加快知青回城安置速度外，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也急剧收缩。1978年有48．09万人，1979年减少至24．77万人且主要是安排到城镇郊区知青农场和知青工厂。。


   后记：   川滇两省在解决支边知青问题的工作中，主动协商，积极采取措施，加快了支边知青回城进程。重庆政府最终解决了退职返城的支边知青在原籍派出所落户问题。这次云南知青返城风潮的解决，决策者、执行者及参与者都把事态掌握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思维框架中对话，起到了缓解矛盾，安怃人心的效果，达到了髙层决策、执行机构和人民群众三者完美统一的“共赢”和谐局面。截止到1979年6月，重庆支边知青回城人数达到11750人，到12月底，已回成都、重庆的知青达2.7万人，占四川赴滇知青的97%以上。同时在重庆各行各业推行“劳动服务公司”、“大集体”、“第三产业”，鼓励个体户创业等一系列措施，以解决因插队、支边的知青大量返城突然增加的就业压力问题。

龙行天下

珍贵编年大事记，
凝聚心血成点滴，
收集资料大不易，
终于集合成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