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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母亲
（之五）
------激情岁月
（十）房产利息之谜
从打我记事时起，就和外祖母及母亲住在抚顺市东洲区搭连街一座由十几座平房围成的大院中。这座大院的房产是四舅老爷（即外祖母的四哥）的，公私合营以后，被国家收回，只给房主一定的利息，四舅老爷把利息交由外祖母领取，外祖母去世后，就由母亲代领。而领取利息的事，就落到了我的身上。记得一开始的利息每月大约有十几元钱，后来下降到五、六元钱。领利息要到抚顺市房产董事会去领，房产董事会就位于抚顺南站的站前一带。
从1965年时起，对阶级斗争的宣讲开始逐渐增多，当时我和母亲在报纸上看到：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私营工商业者还在拿利息。并把这归结为剥削阶级行为。母亲就和我商议，这利息咱们就不要了，把它退回去吧，咱们不能当剥削阶级。就这样，我来到了抚顺市房产董事会领利息的地方，那个地方应该是财务室。每次去领利息时都有两个人。那两个人年纪都不小了，估计都有五、六十岁了，个子都不矮，一个胖些，一个瘦些，脑袋都有些秃顶。我进屋说明来意，说即然领利息是剥削阶级行为，我们就不领了，把这个领利息的本子交回。说完就把本子递了过去。他们一听，表示非常欢迎，说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这么爱国，好了，这个本子我们收下了，你回去吧。就这样，我把领利息的本子交给他们就回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年纪小，办事没有经验，没有任何手续就把本子交出去了，将来空口无凭，拿什么来证明这件事呢？
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临了。这时，母亲已经和工人出身的养父结了婚，养父对我们都很好。我当时正在抚顺一高中读高二，每天吃住在学校，弟弟，妹妹和养父住在一起。一天，母亲托人捎信来让我赶紧回家一趟。
我回到家里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几个老师带领一帮红小兵把我们的家给抄了。我冲上去问领头的老师：为什么抄我们家，她说：你母亲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说：有什么证据，她说：我们正在找。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但当时我又不敢来硬的，万一被他们倒打一耙说成是阻碍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就不好办了，只好把怒火压在心里看着他们瞎胡闹，当时家里已经被翻得是一片狼藉，已经不象个家样了。很多世界名著，古典文学名著都被他们当做所谓的证据拿走了，就连箱子上的锁也被他们当成四旧给砸掉了，整个家被打砸得惨不忍睹。这还不算，他们还叫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能住在楼房里，让他们搬家。就这样，当天他们就弄了一辆卡车把我们家从东公园强行搬到了戈布街后山下的一座平房里，看来他们是早有预谋，不然行动不会这么快。这件事也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无法无天的行动。不需要任何手续，不需要任何调查就可以随便到一个公民家里抄家，就可以给人定罪，这哪里有半点法制的影子。
母亲只不过是一名没有任何权势的普通小学教师，为什么有些人必欲将母亲置于死地而后快。事后，我与母亲、养父在一起分析出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母亲的工作业绩突出，而这些所谓的造反派都是些平时不好好工作，教学能力低下之人，对母亲的工作妒嫉有加，因此极尽打击迫害之能事。二是母亲长得年青漂亮，平时爱打扮自己，脖子上常年戴一串项链，同样的衣服穿在母亲身上就别有一番气质。这就成了他们所说的资产阶级情调，这也成了一些人攻击的目标。三是母亲为人耿直，说话直爽，从不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请客送礼，不会看领导眼色办事，平时说话很可能会伤到一些人，导致这些人对母亲不满意。四是母亲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早，工资在同行中算是比较高的，难免引起低工资人的妒嫉。这些可能是母亲遭遇打击迫害的主要原因。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母亲显得很镇定，也很坚强，没有掉一滴眼泪。本来我们想劝一劝母亲想开些，但看来用不着，母亲比我们料想的要坚强得多。反倒是母亲反过来对我们说：没关系，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又没犯什么错误，没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里，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这么多年勤勤恳恳为党工作，问心无愧，事情总会搞清楚的，你们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的。听了母亲的话，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不再替母亲担心，不再担心母亲想不开了。这个破旧的平房，即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煤气，也没有暖气，距离商店也远，弟弟妹妹上学都需要重新转学，这给家里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好在养父是工人出身，这些都难不住他，一家人就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好在这样的日子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上级开始落实政策，母亲的事情因为查无实证，经落实政策又在新华街给了我们家一套二居屋的新房子，损毁的财物也给了一定的补尝，但是家里那么多有价值的书籍都已流入个人手里，无法追回，再也找不回来了。令人万分痛惜。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和妹妹相继下乡到农村，离开了自己的家。离家那天，我没有让母亲和养父去送，我怕看到她们难过的场面，我背起行李独自向车站走去，其实我已看到母亲在流泪，我不敢回头，毅然决然地奔向车站广场。开始了我上山下乡的新征程。
下乡不久，一天，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一名同学拿着一封信跑了进来，边跑边喊：老铁，你的信。我接过信，一看那熟悉的字体就知道是母亲的来信。来信的内容不多，就是问我当年怎样把利息本交回去的，交给了谁，当年用的外祖母印章是圆的还是方的。我把当年的情况详细的做了说明。至于外祖母的印章我清楚的记得是方的，上面刻着“张陈氏印”。信写完我就及时发出去了，以后母亲来信再也没有提到这件事。过年回家，跟母校闲谈，我才得知事情的原委。
原来，那帮造反派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们家领利息的事，并且调查到我们家一直还在用外祖母的名义在领利息，而且用的印章是圆的。以为可抓住了母亲的把柄，可找到了母亲是“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证据了，就追问母亲领利息的经过，母校把实情告诉他们，他们根本不相信。母亲说：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我儿子，于是母亲就当着他们的面写了上述那封信，并交给他们去邮寄，母亲收到信后并没有拆封，而是直接交到他们手里让他们自己去看。估计是我的回信起了作用，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追问母亲这件事，也没敢继续迫害母亲。
母亲坚信自己的儿子办事是稳当的，坚信自己的儿子是可以信赖的。母亲用自己的智慧，再一次使自己转危为安，使自己免遭别人的暗算。
原来，当年当我把利息本交上去以后，房产董事会那两个人并没有上交国家，而是又刻了一枚圆印章，由他们继续接着领利息。也怪我当初办事没有经验，不小心，使坏人钻了空子。事隔这么多年过去，当事人早已做古，这件事情的真相也就无从考证了。
文革过去这么多年，仍旧令人心有余悸，那种无法无天，颠倒黑白，胡做非为的悲剧再也不能让它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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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4 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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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5 08: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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