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作为69届中学毕业生,上海知青丁惠民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丁惠民在农场学校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教学物资采购。由于工作关系,他走遍了西双版纳垦区各个农场和乡镇集市,了解各地知青的真实状况,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而他自己,和所有知青一样,经历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解决问题,最彻底的办法就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们回家。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0月16日,在广泛征求场部和附近连队知青们的意见,并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支持后,丁惠民的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正式公布了。在得知中央近期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知青工作会议,对执行多年的上山下乡政策作一次全面的总结检查后,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了。如果说第一封信中限于诉苦,第二封信则有所不同,信的内容是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质疑。 在等待回信未果的情况下,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开始了游行和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中共中央、华国锋、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12月9日,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
1979年1月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请愿团代表,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丁惠民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邓小平确实是个讲实际的人,短短几句话就点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不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现在给你钱,而且还有美元。如果党中央能够早一点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闹得如此了。
两天后,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5、城市招工时,允许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从1979年初开始,数百万知青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带着满身的伤痕,一脸的困倦,从边疆,从草原,从红土地,从黄土地,从黑土地,从那些抛洒下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地方,又回到了他们原来出发的地方,走完了他们人生中的一次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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