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家张

五段高

预    言    家    张

                                                                  段文滋

       我和我的朋友预言家张都是老知青，文革前就下乡了。张是个快乐的人，在那精神和物质都一贫如洗的日子里，陪伴我们的是张手里的一把三弦。夜晚，肚子饿了，只有星空和蝈蝈叫，于是张拨动手里的三弦，大家和着琴弦和蝈蝈，胡乱吼一通。

      老知青的滋味只有老知青明白，下乡几年，刚好挣个有资格招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开始了，招干、招工、征兵、读书全部停止，一晃又是几年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男男女女混在一起，七八年闹腾下来，不出点古怪才怪呢。于是，办结婚证结婚的、不办结婚证把被盖凑到一起就成家的、不成家走婚的，花样百出。

      等文革后期，招工、征兵、工农兵学员闹得火热时，我和预言家张，还有一大批老知青，已经是拖儿带母一大家子了。单凭“婚否”二字，就把我们挡在一切好事之外，看来当一辈子农民是注定的了。当农民又怎么啦！干部工人学者不一样要吃饭拉屎睡觉，反正变成个人了就有他的一份活法，变成棵草了就有滴露水养着，就算几股襟襟搂住胩，喝鹅鹅草煮红苕汤，总不至于几个太阳就把露水晒干完了。

      不走了！一颗红心向着广阔天地，扎根山区一辈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献出青春热血和生命。壮丽、悲愤、苍凉。

      然而有那么一天，预言家张突然口出狂言：“再过几年，《洪湖赤卫队》、《芦笙恋歌》、《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等等等等，诸多‘毒草’又要出笼了，又要上映了。‘洪湖水浪打浪，阿哥阿妹情意长，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阿妹梳头为哪桩？’又可以在大街上唱了！”我和众知青听了，都说：张，你今天吃饭没有，怕有些饿昏了吧！那是在一九七六年的白露节。

      时间过得很慢很慢，好象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沧海桑田，才捱到一九七六年的寒露节。预言家张这次更加一鸣惊人，他弹着自己的三弦高声唱：“准备好了么，铺盖卷和老婆，我们的将来是泸州市啊！再过上两年，大踏步回城，嘀嘀哒嘀哒嘀嘀哒嘀哒。”我和众知青听了目瞪口呆，这怎么可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不执行了么，不可能！预言家张一定疯了。

      记不清那天四人帮已经倒台没有。

      三年后，预言家张在泸州市轮船公司做苦力，一次老知青聚会，张干咳几声，预言又出来了：“我要成为百万富翁了，信不信由你们，你们自己都努力吧。”大家看着他那已经被抬杠压得弯曲了的背，和一身散发出汗臭味的旧衣裳，想着他上次的预言就不太准，整整偏差了一年，都无话可说。那天是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下乡十五周年纪念日。

      几年后预言家张成了大款，他请我和当年一起战天斗地的老知青们到他那宽敞得让人吃惊的客厅里唱卡拉OK，唱到兴致正浓，张关掉音响，说：“狗屁音响，不过瘾！”然后拿出当年那把三弦，拨动了琴弦，大家一起和着琴声吼，直吼得一个个眼泪湿了半身衣裳。张一连串干咳后说：“我要早死。邓伯伯，我怕等不得了，怕不能给你戴孝了！”这次张到很谦虚，对自己的预言没有太大的信心，用了个不太确定的“怕”字。其实，只要一说起邓伯伯，他总是十分谦恭的，不会用和我们说话时的武断语气。这时，正是上个世纪的一个春天。

      五年前，预言家张死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上。唱卡拉OK时他的预言，整整偏差了两年，他毕竟捱到了给邓伯伯戴孝。听老知青们说，那把三弦，和三弦上扎的一束白花，就拽在他的手心里，一直陪他进了火葬场。这时，我鬼使神差地忙于自己的生计，竟没听到他死去的消息，自然也就没去参加他的追悼会，现在写这篇短文，算点补偿。

                                      新世纪初录

龙行天下

一同下乡一同拼，
听他预言次次明，
回城发财到亡故，
一次更比一次清。

五段高

预言家张做酒生意，还开防盗门厂，他送我的防盗门直到去年底才换掉迎新年。那门没保存价值，若是那把三弦还在，到是该好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