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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厂原先是军械所,听到他自言自语的话,很是惊讶,大家到处传话:“他可确实不简单,什么都懂,八成还在苏联待过。”后来才知道,他和工人打成一片,还有另外一个工作需要,就是为夜里写稿子积攒素材。他亲自采写编辑《北京机器职工》,然后通过有关渠道分送到香港、澳门地区。这个小报直到他离开,办了30多期,在港澳地区和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所有和他交往过的人,共同的感受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因为他在工厂里绝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和普通人一样,努力钻研,虚心向工人学习技术,而且,他见不得有人受罪。比如,化铜炉温度高,工人们就穿着背心上班,铜融化的时候,会飞起像雪花似的东西,叫氧化锌。那年月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手段,氧化锌落在身上奇痒无比。他看见大家身上落满了氧化锌时刺痒难耐,急得不行,就要上去帮着挠。大家劝他说:“不能挠,一挠氧化锌就进去了,更痒痒了。”他赶紧问:“那怎么办?”大家解释道,待会儿拿水冲。他立刻说:“现在就去冲,一分钟也别耽搁。”就这么替工人着想,其实他身上也落满了氧化锌。
他在工厂时还拍板处理了一件事。总厂有个南分厂,是原来国民党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原因是有逆产嫌疑(可能与日伪有牵连)。毛岸英来厂工作后,经过详细调查,认为没有确凿证据,应该把资产归还给资本家。这位资本家在老北京人中享有盛名:他曾带着一帮钣金工,制造出了北京的第一辆小轿车。此时资本家已去世,他的后人不敢接收工厂。毛岸英见状立即拍板:“民族资本家,应当保护,那就跟他的家属谈谈,给相当数量的股份吧!”资本家的后人对此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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