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尴尬人生路（二）

卜桂仁

钱谦益尴尬人生路（二）

   四是清朝官方对钱谦益的打压。钱氏降清于前，反清于后，被有清一代认为是首鼠两端，居心反复，全无节操、人品可言的无耻小人。清朝的乾隆皇帝厌恶谦益人品，也鄙视他的学问。曾作诗讥讽曰：“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把他打入《贰臣传》乙编，斥之为“既不能舍命，而犹假语言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实属“丧心无耻”、“有才无行”的伪君子。受其影响，后世对钱先生多有诋诟，以为是贰臣中的贰臣。

   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先生也认为钱“人品实在差得很，年轻时是个浪子，中年是热衷的政客，晚年是投清的汉奸，居乡时是土豪劣绅，在朝是贪官污吏。一生翻翻覆覆没有立场，没有民族气节，除了想作官以外，从没有想到别的。”

   钱先生做人如果做到这个份上，确实失败得很。

   对于乃翁屈身事敌，我想柳如是夫人一定是不赞成的。遭逢亡国之痛，她甚至宁愿以死殉之。谦益入清后北上求官，如是坚决反对。苦谏其“功名富贵，贵在知足，年逾花甲，夫复何求。”但是在女人们“嫁鸡随鸡”的封建时代，柳氏以妾侍的身份，毕竟改变不了男人们追逐虚名浮利的炽烈欲望，所能做的，也就是拒绝随其同往，只身滞留南方，算是洁身自好的意思。

   从坊间流传的稗官野史记述，钱家应该不差钱。老头做高官，享盛名，还娶了个侠骨柔肠的红颜知己，应该知足。只是他生逢乱世，在大是大非的选边站队上不能把握，失掉了分寸，这一时失足，铸成了他的千古长恨。

   钱先生原本以为凭着自己的才学与名气，在新朝求个高官厚禄，易如探囊取物，结果清廷方面并未予重用，只赏了个部郎的虚衔，任编修明史副总裁，令其一人向隅，去整理故纸堆。遭受冷遇，谦益自感没趣，心灰意冷，他不愿在新主子面前重蹈觍颜向人的耻辱，上表称疾，乞归获准，此后就再没有做过大清朝的官。

   顺治初，钱氏曾两度受到官司牵扯，身陷缧绁，锒铛入狱。递解途中，如是夫人挺身而出，抱病随行，上表有司，哀婉陈辞，恳请代死，如不能则情愿同死以殉之。经多方斡旋，始得以免祸。谦益对此感慨万千，在如夫人三十岁生日时写诗记曰：“恸哭临江无孝子，从行赴难有贤妻”。出狱后，一度被管制在苏州，寄寓拙政园。

   富有戏剧性的是，老先生晚年不知道那根神经冲动了，桑榆暮景，毅然投入了云谲波诡的反清复明的斗争。他表面息影居家，暗中联络东南，交通云桂，建言献策，殷勤擘画，甚至不顾年迈体弱，数次亲诣军门策反前朝旧部。郑成功北伐，钱氏夫妇欢欣踊跃，积极响应，“尽囊以资之”。其间，钱先生不断以诗歌的形式，寄托对故国的怀念，讴歌抗清之师进军中所取得的节节胜利。

   关于钱先生的这段表现，史家说法不一，有人说他自感大节有亏，试图重树自己的人格形象，以洗刷失足降清的污点。还有人说他求官欲望未能满足，再转而暗中反清，朝三暮四，继续其一生的政治投机。

   清康熙三年五月，钱谦益先生在家乡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三岁。老爷子死后仅一个多月，柳如是夫人因不堪钱氏族人勒索遗产，愤然自尽，年仅四十六岁。

   我无意以自己浅薄的历史知识和网络上看到的只字片语，为钱氏做翻案文章。平心而论，钱谦益是个容易动摇的人，仕明的时候如此，降清以后也是如此。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属于那种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的文化人。有良知就会有反思，反思的结果促成了以后的表现。

   宽容点说，谦益失足，或可说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内心未必真如洪承畴、吴三桂等辈那样昧心事敌，反目无情，丧心病狂。

   面对虏骑纵横，兵燹绵延，故国山河遭受荼毒，士民流离失所，我想老先生心底肯定不会平静。大节有亏，已开罪于先朝，进退失据，不见信于新主。钱氏生活在各种矛盾交织之中，忍受着公众舆论的谴责和自我心灵的悔恨。

   钱先生读过那么多书，多半是儒家忠君爱国的说教，对于青史留名的道理，自然不会不明白。只是他没有特立独行的魄力，缺乏杀身成仁的勇气，也没有宁折不弯的风骨，他忘不了花前月下的缠绵缱绻，舍不得优雅闲适的富贵生活，他是一个骨子里懦弱的人，所以他做不了文天祥，也做不了史可法。

   在名利的诱惑和生死胁迫面前，他总是选择屈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又不断受到自我良心的诘责，难以心安。这种在强力压迫下屈辱生存的环境，给老人造成无可解脱的心理苦涩，充分显露了封建社会士大夫层“名高实秕糠”的软肋，也是钱氏人生的尴尬所在。

   钱谦益先生生前身后混的都不算好，检索三百多年的历史评价，仍以负面居多。有人惋惜钱氏的才学，却无人敬重他的人品。后人作诗文不乏凭吊柳如是女中丈夫的悲怆情怀，更多的嗟叹竟是她错嫁了屈节辱命的懦夫。谦益也曾以诗文独步江干，身后却被后辈诗人嘲笑为：“伪名儒，不如真名妓！”

   钱先生晚年思想，确实发生了一些大的转变，从一个热衷入新朝做官，追慕虚荣的投机文人到回归反清阵营，支持抗清斗争，老而弥坚的复国志士，也许是老先生亲身感受到的亡国痛楚，当然也会有柳如是夫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促使钱氏转向反清立场的因素很复杂，我以为主要可归纳为三点：

   首先是入清后叠遭冷遇。钱先生是个要脸面的人，自视甚高。满人铁骑践踏中原，定鼎之初，倚重的是武力征服。谦益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分寸之功，唯以文辞见长。与但知弓马骑射，连汉语都听不甚明白的满洲亲贵交流，肯定存在不少障碍，不受待见，亦在情理之中。

   和洪承畴、吴三桂等领兵大员相比，钱氏只是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既缺乏战场驰驱效命的能力，亦没有庙堂匡时济世的韬略，很难说有什么实际用处。在群雄逐鹿的征战环境里，如同鸡肋，有他不多，无他不少。装潢门面还可以，期冀对方老板思贤若渴般的礼遇，只能是一种奢求。

   其次是民族意识的复苏。满人以入侵者征服中原后，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以镇压关内军民的抵抗。灭绝人性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暴行和“薙发易服”“跑马圈地”的糗政，在前朝士民心底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一旦局面甫定，杀戮稍减，秩序有所恢复，人们怀念故国的民族意识很容易复苏，特别在读书人聚集，深怀亡国之痛的江南地区。谦益耳濡目染，不可能无动于衷。

   其三则是身边人的影响。谦益最钟爱的如夫人柳如是是一个看重民族气节的侠义女子，对谦益仕清每有诤谏之举。其门生故旧中很多人不堪满人奴役，陆续投入反清斗争。谦益降附，原本有形势裹胁的成分，混迹新朝官场时日不长，涉事不深，前景无望，很快选择急流勇退，回归故里。以在野之身目睹满人肆虐暴政和诸多先朝旧臣率部反正的传闻，对其心灵的冲击亦不可小觑。

   纵观钱氏一生，对自己的降清举动应该是有所追悔的。清末民初文章大家章太炎先生有云：“郑成功尝从受学，既而举舟师入南京，皖南诸府皆反正。谦益则和杜甫《秋兴》诗为凯歌，且言新天子中兴，己当席蒿待罪……”老先生的这种“席蒿待罪”的心态，就足以说明对当年失足失节的自我否定。

   古书上说：“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想，即便从传统道德的意义上考量，钱先生后来的更张，总还可以算做是他尴尬人生中的一个亮点吧。

   谦益觍颜失节，诚为苟且自保，并不曾与故国抗清人士反目。自从脱离满清官场羁绊，到积极投入反清复明斗争，将近二十年的乡居岁月，钱谦益态度是真诚的，表现也是始终如一的。因此，前明一些反清志士对他多有谅解。明末抗清名臣黄石斋先生有云：“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黄先生此语或许有些溢美成分，我以为，与那些甘心做满清走狗奴才的汉人官僚相比，钱氏晚年的作为或可看作是在经历一番痛苦地心理博弈后，以泥淖抽身的行动，毅然回归前朝遗民的表示，所以，钱不能被笼统认定为明末汉奸代表人物。

   郑成功军队攻南京，前期形势大好，谦益深受鼓舞，写下满怀激情的《金陵秋兴》诗，寄托了对抗清军民胜利的无限期待。然而功败垂成，郑军退出长江时，他又哀叹“荷锄父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老人家以诗人的浪漫，甚至想追随郑成功部队入海抗清，而此时的他，已是须发苍然，年近八旬了！

   此时，满清中央政权已经趋于稳定，前明孤臣孑遗的反清活动，基本上已退居道德层面。谦益周游其间，风险巨大，胜算渺茫，尚能够矢志不移，除了信念的支撑，绝无利益投机可言。对此，我更愿意看作是他为修补自己操守缺如所能做的努力，也是老先生从人格沉沦到精神复苏的自我救赎过程。

   谦益为前明旧臣，虽然一度失足，幡然归正后能以风烛耄年坚持为光复故国奔走呼号。抗清复国无望，老人怀着“忍看末运三辰足,苦恨孤臣一死迟”的悲凉，黯然谢幕。我们没有理由站在满人主子的立场上，以居心反复一言而贬损之。

   如今的人们关注的热点是秦淮八艳的旖旎风情，很少有人论及钱谦益为何许人也。大清朝完成统一后的成功和二百七十多年的世代赓续，已归入华夏历史的正朔。其间成败兴衰，功过是非，那将是另外一个范畴讨论的课题。

   从网络上看到论及钱氏的文章，仍以不屑者居多。臧否前人得失，有些人做起来是很随意的事。年轻的时候听人说起变节投降者，往往义愤填膺，恨不能亲手刃之而后快。成年后经历的事情多了，思维也变得深邃一些。从看到过的人，经历过的事，读过的文章，走过的道路，钱先生一辈人经历过的尴尬，仿佛也无时不在我们身边显现，只不过语境变化，程度不同而已。上下五千年，周而复始，似乎从来就没有间歇过。

   我也曾不无感慨地想过，议论别人固然是轻松的，如果自己身临其境，能不能经受考验，做得比钱先生好看一些，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难以回答的问题。

二0一九年八月

龙行天下

不识大势，又过于恃才傲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