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湾子纪事（13）

卜桂仁

张湾子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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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的人生，颇有传奇色彩。他是个好人，在当时严峻的政治生态中，他也能坚持与人为善，从没有生出过恶意整人的念头。即便在运动初期“形左实右”路线横行的时候，身为文革副主任的他还关心着我们这些家庭受到冲击的学生。

    在反动的“血统论”影响下，学生中划分出所谓“红五类”和“黑七类”，一些打着“红五类”印记的学生们忽然间变得翻脸无情，不可理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红卫兵”的旗号下，他们好像获得了“专政”的特许，而学校一些老师和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就成了他们的“专政对象”。

    那是一个崇尚七斗八斗的混乱年代，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在极端思想的左右下，成群结队，涌向社会。他们高唱着“要干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等“战斗歌曲”，到处“破四旧，立四新”，涤荡旧世界留下的“污泥浊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些文物古迹和社会名流成了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造反洪流以不可抗拒的强势，闹得乌烟瘴气。

    我们上学的时候女学生一般比较文静，性格再泼辣的女孩也不会在众人面前爆“粗口”，如今像“罢他娘的官”“滚他妈的蛋”这类村话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歌里唱出来，很多人似乎获得一种空前的释放感。

    记得文革初期的一次“三夏”劳动，其间所有师生都参加了当地农村组织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活动。

    活动在大队部的院子里举办，根据安排，台上是声泪俱下的“忆苦”，台下要吃着榆树叶掺糠的“忆苦饭”，拳头大的树叶团子，又凉又硬，每人一个。这种团子用榆树叶搅拌，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在《不忘阶级苦》的背景音乐下，人们听着、啜泣着、一口一口地吞咽着。

    突然，一个思想激进的高二女生跳上台去，她穿着时尚的军式绿上衣，胸前佩戴领袖像章，扎着时尚的“天天向上”发式，（就是头发留得很短，在靠头顶部扎两个“朝天鬏”）戴着红袖章的袖口撸到肘弯，腰里系一条绿帆布武装带，还斜挎一个装有毛主席语录本的小红布包。

    在一番声嘶力竭的控诉后，她突然话锋一转，厉声喝斥台下出身“黑七类”的“狗崽子们”，他们出身“反动家庭”，有什么资格和贫下中农、“红五类”坐在一起忆苦思甜，他们忆什么苦、思什么甜？她要求会议主持者立即把这些人赶出场外，另吃脱胎换骨的“改造饭”，每人两个树叶团子。

    在“红五类”学生的起哄下，王东代表学校文革表态，他策略地修正了女学生的过激言论，着重宣讲党的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同时要求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能够正确对待。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也只能那样说。

    毕竟是“法不责众”，因为当时被称作“黑七类”的同学人数众多，其中还包括不少陆续被揪出来的铁路局各级领导干部子女，即原来由“红五类”转化的“黑七类”，所以场面并不觉得特别难堪。

    拿着两个又冷又硬的树叶团子，我跟随沮丧的人群，走出院子，寻了一个离院门稍远的土崖边，坐在一段矮树桩上。

    忆苦思甜会场安装的有高音喇叭，所以里边的动静外面完全听得清楚。被称为“黑七类”的同学们为了表现自己“转变阶级立场”的决心，一边跟着抹眼泪，一边艰难地吞咽着苦涩的“改造饭”。

    我坐的树桩临近土路边，路的一侧是大队部的院墙，另一侧是深邃的黄土崖，土崖下面是蒺藜丛生的荒沟。我把头埋在两腿中间，做出和许多人一样的愁苦脸。掰下一小块菜团子，送进嘴里，苦涩不说，还有点扎喉咙，实在太难下咽了。

     我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平时喜欢耍点小聪明，整点“幺蛾子”。我坐在远离众人的边沿，看着左右没人注意，试着掰了一大块菜团子，从腿档间的空隙扔了下去，所幸没人发现，于是又掰了一块，断断续续，大半个菜团子竟全部扔完了。拿起第二个，我索性整个丟到了深沟里，手里仅剩下一大块拿着应景。

    这时候，我发现有人拍拍我的头，惊恐地抬头一看，是王东老师。他害怕“红五类”学生们的过激言论使我们受到伤害，所以出来做我们的思想安抚工作。刚才的一幕他也许看到了，如果说出去，难道不是一次政治事件？王老师看着我笑了笑，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我心里忐忑了好几天，但是从来没有人提起过。

    王东是个率真的人，对革命信仰的追求比较纯粹，不会左右逢源，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文革兴起，他和当时大多数“革命群众”一样，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后以青年教师的身份被选入学校文革。

    在所谓“资反路线”影响下，离开校门不久，满身书生意气，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王东老师乍然处于敏感位置，形势压迫，难免会说过一些不恰当的话，得罪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家庭背景不好，个人历史复杂的老教师们。

    造反派崛起，他作为校文革中少数的教师代表，工作组时期的“红人”，成为造反派攻讦的对象，在派性斗争中，又被说成保守组织学生的“黑高参”“黑后台”而遭反复批斗。以后每逢形势跌宕，他或被推上浪尖，或被卷入谷底，他是一个在文革旋涡中打转，而身心受尽折磨的人。

    我从农村出来以后，还经常去看望他。他爱人汪老师也从部队复员来到郑州，分配到学校做一些后勤工作，而且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住在校办工厂单身楼上一间宿舍里，环境拥挤嘈杂。

    社会上批林批孔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身处逆境的王东老师有时也会发些牢骚，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于是又被人揭发出来，他又被当权的造反派人物当成资反路线翻案典型受到打压，终日百口莫辩，一辩解就是反扑，所以在大学里学习生物专业的他只能把自己埋在古籍堆里，消磨时日。

    几年时间，他翻遍唐诗、宋词、《资治通鉴》乃至《史记》，拓展了自己的视野，谈古论今，引经据典，连说话都带有几分学究气了。

    七六年秋天粉碎“四人帮”后，各基层单位的“三种人”受到整肃。王东老师作为被帮派势力长期打压的对象，获得了解放，迎来了人生命运的转折。他当时不到四十岁，年富力强，在新一轮的干部选拔中脱颖而出，先后担任过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和铁路局教委的负责人，一度成为铁路学校系统的最高领导。

    王东老师命运多舛，在波诡云谲的政治运动中几度大起大落，在我和他有限的接触中，发现政治上翻身后他依然没能摆脱那种心情的抑郁状态。长期的帮派争斗，消磨了他的信念和意志，却没能磨平他头上的棱角。

    王东老师原本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学子，家乡也在信阳地区。他心地单纯，既不通官场周旋的黑厚也不谙人情世故的圆滑，所以他不会做官，也不会做人，不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摆不平上级和下级的复杂关系，也适应不了新时期的官场运作规则。在权利和利益的交织中，他感到自己进退失据。

    为了平衡各方面关系，他有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情，也得罪了不少原本不愿意得罪的人。      也许长期的心理压抑，损害了他的健康，致使他后来身罹重病，英年早逝，终年还不到五十岁。作为我中学生时代接触的最后一位老师，只能永远活在我的回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