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湾子纪事（14）

卜桂仁

张湾子纪事

干部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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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到了十一月份，一天公社来通知，说郑州市派下一批下放干部，随着知识青年插队，我们公社分来两位，分别到张湾和关田冲两个生产队，叫我们下午派人去接。因为我在公社的人头熟些，老程队长派我去一趟公社。到了公社，关田冲知青大老包已经先到了，他们生产队离公社比我们要近一半路，所以来的快。

    公社干部对我们介绍，下来的两位，一位姓章，原在郑州市外贸局工作，空军转业干部。老章头戴军帽，军装上绿下蓝，身材微胖，看上去忠厚老实。另一位姓夏，原籍就在本地陈淋公社，郑州市劳动局干部。老夏短平头发，稍瘦，眼眶有点凹，显得眼睛很大。一身蓝制服，脚上穿着一双半旧的绿色的解放鞋。眼珠子骨碌碌地随着我们身影转，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精明干练。

    大老包比我们高三届，性格粗犷豪放，他的父亲原来是铁路局的总工程师，知名度很高，属于“反动学术权威”，运动初期就被打倒。文革中，大老包风头很足，他们所在的造反派组织以打砸抢称著，交往的也多是学校一些知名的学生打手，对我们这些对立面的初中男生都有一些潜在的威慑力。

    不过我和大老包还算有一点渊源，我们的父辈同在局机关，彼此认识，很早的时候，我们两家曾住过邻居。只是那时候尚在孩提，彼此并无太多的交集和印象。下乡后，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以往派性的纠葛仍不免心存芥惕。因为不在同一个生产队，我们竭力和他保持着一个见面客客气气的关系。

    那年头军人很吃香，大老包捷足先登，已经把老章拉到手，我就没得选项了。大老包领着老章，回到他们青年组，出门的时候，我看见老章的绿军帽，已经歪扣到了大老包脑袋上。

    我帮着老夏整理行李，要替他扛着，老夏坚持不肯。他的行李打成了一个双肩背包，后面还别着一双布鞋，绿色的军挎包带上系着一条白毛巾，挂了一个白色的搪瓷水杯。啊哈，标准的老八路作风。

    我和老夏一起，走在去生产队的山路上，老夏诚恳地告诉我，他在文革中站错了队，是市直机关保守组织的头头，受到过批判，这次下来，要认真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说：“老夏同志你放心，咱们队的知青都是些铁杆老保，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可算回到自己人的队伍里了。”

     那时我年轻，少不更事，文革的特殊环境，养成了些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坏毛病，对什么人什么事都喜欢随意调侃。因为老夏是干部身份，又是从上面下来的，我便揶揄地称呼他“老夏同志”，老夏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并不介意。

    漫长的山间小路走的无聊，于是没话找话地和他逗闷子。我看着他的眼睛说，“老夏同志，你有什么爱好？”“没有。”老夏实话实说。“会唱歌吗？”“不会。”“跳舞呢？”“不但不会，而且不喜欢。”老夏认真地说。那时候社会风气不太开放，男女间交往比较拘谨，老夏好像觉得喜欢跳舞还有什么别的内涵。 “好！我们就欢迎你这样正派的同志。”说着，还转过身拉着老夏的手握了握。多少年后，我想起来这个噱头，也不知道自己当年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事后老夏回忆说，“当时我就觉得这小家伙很调皮，我得小心提防着他。”老夏中等身材，脸型偏瘦，笑的时候，露出几颗镶着银托的门齿有些发黑，显示他有过很大的烟瘾。老夏随和机敏，有深沉，也有豁达，还带着几分狡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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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老夏回到生产队，老队长和社员们又是一阵欢迎。社员们老实，没见过大世面，特别对于省城来的干部，敬畏中还有些俗套。就像我们刚下来时被称为“大学生”，上面派下来的干部当然是大领导。

    我表情夸张地对众人介绍说，“这位是劳动局局长夏长林同志，”没等队干部们摆出恭敬客套，老夏赶紧跟着解释说他只是个一般干部，不是局长。

    乍然脱离了斗争漩涡的人有些空虚无聊，喜欢在周边搞些恶作剧，虚张声势，寻个嘴上快活。老夏的朋友巴世林同志下放到陈淋公社，他有时过来看望老夏，因为老巴原来在市委统战部工作，我们就戏称他为“巴部长”。

    时间长了，他们自己之间也就夏局长巴部长地喊上了，在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当人们都被扯下虚荣的面纱，互相间不着边际的调侃也许是一种廉价的娱乐。

    当地有一个陋习，就是远方的客人到来，为了表示热情，总是要打一盆热水叫人家洗脸。如果来的不止一个人，一般是最尊贵的人先洗，然后依次轮流，最后是主人自己洗，两三个人洗过，那水一般都脏的不像样了。我不太习惯这种接待方式，所以不管到了哪里，从来不洗脸。

    老夏进屋后放下背包，社员们早已打来了热洗脸水，他解下白毛巾，径直向水塘边走去。我赶快撵出来，大声喊道“老夏同志，水已经打好了。”然后小声对他说：“这里的老社员都用热水洗脸哩！”老夏尴尬地笑着，跟我回到屋里。

    晚饭后，程桂忠同志主持知青们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老夏又要检讨自己文化革命中站错队的错误，卫新扯大着嗓门说，我们就喜欢站错队的人！真是造反派，我们还不欢迎哩！从此，我们的“家里”又多了一个新成员。

    老夏是下放干部，工资关系和组织关系都在公社，当地社员一直把他看成是我们知青的领导，尊称他为“学生领导”。遇到这种场合，老夏总是要再三解释，他和知青们一样，都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自己并不是什么领导。

    老夏下来以后，公社就把老桂忠抽调回去了。桂忠同志为人正派板执，和我们虽然没有过深的交往，不过从他的身上，我们还是感受到广大农村干部任劳任怨，勤恳质朴的可贵品质。桂忠同志和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他是我们步入农村生活的领路人，也算是我们落户农村后的第一位老师。

    老夏和我们男知青住在一起，睡通铺。老夏阅历丰富，晚上，我们便缠着老夏，要他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其实老夏是位老革命，1947年参军入党，参加过大西南剿匪，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后来在仕途上却步不前。

    老夏给我们讲的，多是剿匪过程中的奇闻怪事，包括剿灭土匪卖人肉黑店的故事，讲得惊险离奇，绘声绘色，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大朋友。

    第二天，我带老夏参观队里的山林，照例是穿过山沟，爬上老鹰窝，最后登上大寨头。大寨头上天高云淡，视野开阔。老夏叉着腰，面对波澜起伏般的山形地貌与河汊纵横的田园景色，学着当地人样子，发出长长的呼啸声，社员们叫“打呦吼”。顿挫昂扬的音频可以使声音传播很远，是大别山区特有的一种抒情方式。

    我又对老夏侃起自己心中的发展远景，吹得天花乱坠。其实我当年少不更事，下车伊始，呜哩哇啦一通，事后自己都觉得狂妄的有点可笑，老夏非常认真地听着，以为是很好的想法。

    当年知青下乡，很多人都是懵懵懂懂。随波逐流，没了方向。而我总想着在新的环境下，能标新立异，脱离平庸，有所振作，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对此，老夏评价说，我们这些青年能有做一番事业的理想，不放弃追求，就是十分难得的素质，这也许包含着老夏个人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