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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秋，中国大陆恢复高考，解除了不允许高中生直升大学的禁锢，“文革”中被称为新生事物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受到民众的强烈质疑。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越来越高。
然而，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城镇青年就业原来完全由政府包下来，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就业岗位安排知青回城。1978年12月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仍决定继续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
就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出了一件大事，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量出血死亡，数千知青抬尸游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失望的西双版纳知青采取了更加激烈的举动，先步行到省城昆明，又要乘火车赴北京上访，不允许登车，就开始卧轨。
中央一方面发出三条指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并派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凡，赶赴云南处理这一事件。
赵凡到达了昆明，连夜向省农垦局了解情况。省里干部说，知青造反，要出动公安解决。赵凡说，中央没有这个精神。当时成立了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由赵凡和云南省有关领导组成。
他们和知青代表见了面。知青代表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赵凡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只要解决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接着，赵凡率调查小组深入到事态最严重的西双版纳。
在农场，他看到知青生活确实很苦，有的住房都要倒了。知青每天吃三两白水萝卜，一年才吃六两肉，三两油。当时，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已经有3万知青罢工，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赵凡仍然说，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如果动用军队，是“四人帮”的做法。
1979年1月8日，勐定农场知青绝食。赵凡又连夜出发，驱车一夜一天，赶到勐定。10日上午，他和知青代表谈话，下午和广大知青见面。在农场招待所前边，跪了好几百知青，哭成一片。赵凡也哭了。他说：“我来晚了！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当年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赵凡不是用空话搪塞知青。在西双版纳，他对调查组和农场的负责人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
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知青多来自上海、北京、四川三地，赵凡就打电话和三地市委、省委领导直接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四川省委的态度是，只要云南同意，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但上海方面觉得有困难，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有压力。
回到昆明，赵凡又和省委书记安平生商量。安平生说，四川省委提出的办法，云南省委同意。他们又和上海、北京方面谈了几次，后来北京、上海也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们给中央打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分四批两年走完。
1979年2月到5月，农场知青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返回到原来的城市。知青返城大潮随后遍及全国。
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知青回城以后，逼出了自谋职业，又摧生了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复苏。
赵凡身为高级干部，临危受命，不是唯书唯上，而是从实际出发推动了一项重大政策的调整，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
2010年4月14日，95岁的赵凡在北京病逝，不少老知青表示由衷的哀悼，称他为“中国知青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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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5 13: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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