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凉梦 于 2014-9-13 12:14 编辑
一
自小爱读书,到了痴迷的地步;少时读书的艰难,至今历历在目。
六十年代我读小学时,由于父亲供养的家人、亲属众多,每月40多元的工资显得拮据,不可能给我们三姐弟买课外书。为了读书,只能向别人借。有时为了借一本书,达到死皮赖脸的地步,如用零食兑换,帮别人值日、做作业。向别人借书读,毕竟有一定的限制,只好到书摊去租。为了租书,只能从每天6分钱的早餐钱中节省。6分钱一碗肉粥,就改为2分钱一碗的白粥或者不吃早餐。看到别家的小孩不但喝着肉粥,还配着油条、包子,自己馋得口水直往肚子里咽。但为了多看几本书,硬是顶住食物的引诱。这对于一个刚读小学的小孩子来说,多少有点残酷。
随着年龄的增长,书店里的书,更对我有吸引力。放学以后,都是到新华书店,浏览那一架架、一摞摞散放着墨香的书。但对我来说,只能是“望书止渴”。因为那时的书店不敞开卖书,买书必须要叫售货员拿给你。为了能多看上一眼,知道书的大体内容也好,就装着买书的样子,叫售货员拿这本取那本。有时看入迷了,忘记了是在书店,直到售货员催叫时,才依依不舍地归还。去书店多了,时间长了,就与售货员混熟了。也算那时代的人心地善良,那些卖书的叔叔阿姨,看到我那样爱读书,就叫我到柜台里面去,有人来买书,就让我帮着取书给顾客;没人的时候,我就看书。这样几年下来,我也看了不少的书。也因为这样与书店的叔叔阿姨结下了情谊,在我工作后书店有什么热门畅销书,他们都给我留着。这情景令我终身难忘。 读高中时,已是七十年代初期,学校的图书馆开始向学生开放,但只限于符合当时政治形势需要的、一些缺乏文学性的书籍。为了看上那些禁书,我利用到图书馆帮忙之时,偷看了一批名著。也为此,受到了学校的处理,在班上作了检讨。后来,我将此经历写了一篇文章《我当了一回孔乙己》,参加辽宁爱书人俱乐部的征文比赛,还获得了三等奖。那时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本书,是我最大的心愿。高中毕业当了知青,领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报酬,就是跑到远离住地30公里的县城书店买书,圆了儿时读书的梦。从此,一发不收。假日、出差上街,去的地方首选书店,最大的收获就是买到自己喜欢的书。这样四十多年下来,至今有了一万多册的藏书。每当我迷恋在40多平方米的两间书房里,浏览着沿壁排列整齐的书柜,赏阅着精心收藏的图书时,内心是那么的充实,那么的陶醉,那么的乐融融。 二 1997年,市文化局举行家庭藏书比赛。父亲、妻子和儿子都鼓动我参加。满橱的图书,象排着整合的队伍等待将军检阅的士兵一样,翘首以待。想想也好,借这个机会全面整理一次图书,重新分类、电脑登记、归类存放,并进行统计,看一看买了多少书,花了多少钱。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空暇,终于盘点一清,共藏书5000多册,码洋达4万多元。按类划分,文学类居先,文化类屈二,历史传记类排三,其后即是政治经济、文字语言及教学工具书之类。后来的评奖结果,是获得了两个银奖中的一个,还获得了500元奖金。当然奖金又拿去买书了。 在整理书目的过程中,我很好地检讨了自己买书、读书、藏书的所为。从小自己就尝到没书读之难,渴望将来能拥有自己的书房,有令人羡慕的藏书。正由于这一愿望的驱使,当自己具备了买书、藏书的条件时,没有很好地思考,计划买什么书、藏什么书;经常是凭一时冲动,倾囊购买。这次整理图书才发觉买了很多可读性不强、没有收藏价值的书,才感到花了不少冤枉钱。 再说读书嘛,少时没书可读的窘境已一去不返,书房里的书琳琅满目,然而不少的藏书自己还没有去读,束之高阁,成了摆设。面对这些藏书,再没有年少时的强烈读书欲望,这真应了“书非借不能读也”的古训。再说读书的成果,论著没一本,有的只是当教师时的论文,虽说也曾有获得省级二等奖的一篇,但也只是寥寥可数的20多篇;写得多的只是机关里的“官八股”罢了。究其原因,一是读书不深透、不思考、不吸收;二是读书时从来不注、不摘、不批、不评,囫囵吞枣,不留余味;三是光读书不动笔,不注重以读促写,读写结合。这正如古人所言:“世有勤于聚而俭于读者,即所聚穷天下之书,犹亡聚也;世有侈于读而俭于辞者,即所读穷天下书,犹亡读也。”这个教训是值得自己警醒的。 三 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地级市,文化基础设施差,八十年代市区只有国营新华书店的两个门市部,面积总计不到500平方米;同时书的品种、数量甚少,远远不能满足自己买书的欲望。要买到称心如意的书,只能是趁出差的机会到省城书店购买。但这种机会每年也只不过是一两次。这时,一些出版社及发行商为了扩大书的发行量,开始兴办邮购图书业务和举办读者俱乐部,以优惠价格为会员供应各类图书。 从八十年代中期起至今,我曾向出版社办理邮购书刊和加入多个读者俱乐部或书友会。按加入的先后顺序,它们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读者俱乐部、上海图书公司东方书林俱乐部、湖南《书屋》杂志社的书屋之友读书俱乐部、辽宁《书缘》杂志社的书缘俱乐部、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爱书人俱乐部、北京金爵文化公司书友俱乐部、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公司的贝塔斯曼书友会。这些书友会和俱乐部,都曾经向我提供过我喜爱的书籍,但服务质量相比之下,优劣明显不同。最令我满意的是上海文艺总社读者俱乐部、贝塔斯曼书友会、辽宁爱书人俱乐部。 这三个俱乐部定期印发可供书目录,所介绍的新书一般有简要的内容介绍,有的还有书评,还辟有会员专页,供会员发表书介或书评,也成为了书友联谊的纽带。所供的新书都是优惠价,八折至九折,还定期供应低价优惠书,可至三折,确让会员得到实惠。我以七折的价格在辽宁爱书人俱乐部购买了大型丛书《万有文库》的前四辑。特别值得信赖的是信用好,售后服务周到。我在这三个俱乐部购书,从来不漏不缺。为了鼓励会员多买书读书,上海文艺总社读者俱乐部每年评选优秀会员,我曾连续四年获奖,得到该社的赠书。贝塔斯曼书友会则出新招,购书满一定额时送礼品,有电子钟、精美挂包等,或介绍新会员也可获得纪念品。辽宁爱书人俱乐部每年举行读书研讨会,请名家讲学,只可惜路途之远,我未能前往聆听;但我参加其举行的征文比赛,获得三等奖,得到了10本一套的《书趣文丛》第一辑。我这几年购买的书,大多数都是从这三个俱乐部(书友会)所购买。 读者俱乐部也并不是每个都那么令人满意、放心的。我对某个读书俱乐部至今还耿耿于怀。我当时从其杂志上看到岳麓书社将出版《船山全书》,并办理预订。我满怀高兴寄去了1000元,除了购买《船山全书》之外,余款存为个人帐户,以供日后购书之用。想不到,书未寄来,该杂志却刊出读书俱乐部停办的启事,购书事宜转交某某个体经营部负责。看到启事后,令我忐忑不安,不知书款是否会打水漂。好不容易总算收到了《船山全书》,但余下的400多元经多次联系,既收不到订书,也收不到退款,杳无下落了。我当初是“爱屋及乌”, 后来倒成了“恨乌及屋”,从此我不再订阅这份办得不错的杂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