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龙行天下 于 2015-5-2 08:26 编辑
去年深秋,我在福州通过朋友,得到林正德先生赠送给我的、他写的一套三本《非常十年》纪实小说。 读罢深受感动。 当时,我的自传《大圹圩农场十二年》初稿刚好草成,因为我的纪实和林先生的纪实,都是写这“非常十年”的事情,故虽然我们尚未谋面,但通过读他的《非常十年》,我对林先生已经有了一种文字知己的心仪。 林正德先生是个“老三届”,福建福州人,生在中华政权大交替的一九四九年。这就决定他这个人,必然先天带有不堪故国的传统基因,也一定要经受新事物熏陶和煎熬。 林先生退休前的职业是治病救命的医生,但他却与笔墨文字结下不解之缘。林先生本人除著有很多医学专业的论文、著述外,还陆续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政治、社会、文学、民俗方面的文章,可谓硕果累累。 早在文革中期,林先生就开始动笔写这部《非常十年》了。这部反映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和立体的“始、中、终”的上山下乡大作,经过他二、三十年的泣血孕育,二百六十万余字的三部曲终于横空出世。 《非常十年》再现了“老三届”一代,在动荡年代里的种种遭遇和命运。作品气势恢宏,场面巨大,时期十年。因为是纪实作品,全书不乏布局构思的合理精巧,和情节事件的细腻逼真。此书是全方位描写文化大革命,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过程大部头著作,由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 知青纪实文学《血色黄昏》一书的第一责编岳建一,在评论知青文学时指出:“我认为过去的知青文学绝大多数我都很失望,除了少数的作品,比如:老鬼的《血色黄昏》、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大多数知青文学轻浅、圆通、单薄、苍白,甚至矫饰,不能直面那一页历史,也不能直面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行为,从所谓的诗情画意到所谓的‘青春无悔’再到所谓的‘劫后辉煌’,唯独缺少面对那一页空前绝后的、残痛的、真实的、沉重的历史的勇气。那么照过去那些‘前知青文学’的观念写下去,真正的中国知青历史将会被淹没,令人痛心。” 这段话对知青文学的概括,中肯而犀利。 文革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是专制独裁政治的产物。至今,文革也没有摆脱是敏感话题的尴尬境地。为什么对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的,党和政府已经有过定论的历史,在社会现实中还这么让人敏感呢?还这么叫人忌讳呢? 其中,必然有难言之隐情。 这的确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深思。 对待十年“文革”,多年前官方就将其定性为是发生在中国的“浩劫”。浩劫二字,当然不需要再解释。 党中央的历史决议,针对文革给其定性说:“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十年“文革”是灾难,内乱,动乱,浩劫的定性,从官方到民间,早成全社会共识。 吹捧文革的异声不是没有,但仅是少数人寒蝉凄切般的悲鸣。 李慎之先生说文革是“国耻”,季羡林先生对文革概括说“这是一场极端野蛮、极端残酷、极端荒谬、极端愚昧、极端灭绝人性、极端违反天良的空前绝后的人类悲剧。” 文革发动的时间,应该以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五一六通知”算起。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这十七年,其十七年间,这些政治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无数冤假错案,将许多无辜活生生的生命变成冤魂屈鬼。这种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使整个社会下层,充满恐惧。 特别是民间成分不好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庭成员,包括资本家、反革命、伪职人员家属及子女,还包括直系亲属在台湾、香港、澳门及在海外的人,他们低人一等,被当成隐患。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人是少数,罗瑞卿有个报告,说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六年里,处决了两千万、监禁两千三百万人。 除了以上这些人,按当时政策,农村伪保长以上、城镇科员以上、军队排长以上,曾经在国民政府工作过的人员,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 按党和政府的政策,每次运动,各地、各部门要肃整揪斗的坏人数字是百分之五。也就是说,这这次运动肃整百分之五,下次运动再肃整百分之五,数字是递增的。因为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阶级敌人会不断增加,所以要不断抓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中阶级本质的论据,使以上这些阶级敌人成为贱民。即使是他们的子女,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威吓下,只能成为“可以改造好”,即本质是不好的人。 批准入党,提拔干部,招收工人,大学招生,所有好事都将他们拒之门外。连军队征兵都明文规定不收他们,他们连保卫祖国的权利都被剥夺。 这些人处处被公然歧视,时时会遭受欺凌。稍有抵触或争辩,阶级报复、反攻倒算的帽子就马上压下来。如果你要抗争,那就是飞蛾投火,套用一句老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一定会把你砸的粉碎。 像刺配一样,阶级烙印,无情地烙印在阶级敌人和他们子女的脸上、身上、心上。 小孩子玩耍吵架,别管对方多凶悍,你一句“你是地主羔子”、“你妈是右派”、“你爸在台湾”,立刻就能使对方意识到自己的卑贱身份,乖乖认栽。 这些人,包括大量出生好但思想“落后”分子,他们为了生存,只能放弃自尊,改变性格,委曲求全。他们见人矮三分,只能拼着性命工作、干活,夹着尾巴做人。 他们敢怒而不敢言,自卑的心,自然对这个社会不满。这些人同样目睹了吹牛的赶英超美,荒诞的大炼钢铁,浮夸的大跃进,惨不忍睹饿死人的哀鸿遍野。但他们不敢表现出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甚至连冷风热潮的权利也没有,也不敢。 无中生有的横祸,随时会因为他们无意中一句玩笑,或者是他人的刻意栽赃诬陷,而突然降临到他们身上。 那种无妄之灾,把人逼疯,给无辜带来家破人亡的惨剧,我们见识的太多。 一部分人在这种长期专制淫威下,放弃了思想自由,被改造的精神麻木,陷入宿命。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伟大领袖会开展一次“四大自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社会基层的人们,并不知道文革的目的。他们亲历了开始由红卫兵冲锋陷阵,砸烂封资修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但这个新生事物对社会只是表层的触及。后来的大批判运动,他们看到了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与全面夺权斗争。而这些,则完全是针对党和政府部门及各级领导人的,与社会的基层民众毫无关系。 一霎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一切乱套。文革运动以文斗开始,却以武斗的方式把运动推向高潮,又以枪杆子军管形势,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临时政府,来收拾残局。 人民,或者叫百姓更准确,被全部席卷进去。 无论他们是自发的、被迫的、虚假的、真挚的、纯情热血的、狭私报复的、别有用心的、稀里糊涂的,但他们都有积极参与的内因。久久纠结压抑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结,都在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这个光明堂皇的理由下,理直气壮地释放了。 等待他们的命运并不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无政府状态下,他们痛痛快快地“自由民主”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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