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72年1月6日的信
高玲:
杨、史两同学今天来到咱家。肉10斤，粮票100斤，布两块，均收到。正是我们休息，我们招待了这两位远方来的客人。她们详尽地叙述了你的情况，使我们非常放心。有着很好的学习和工作的环境，生活在群众之中，又是群众的知心朋友，热诚而真挚，与同学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多好啊！风华正茂，正是大有作为的岁月。连你妈也想往你的生活。很想识看庐山面目。大有不到你那里看望一下，将有引为一件憾事之感。要永远把自己置身于小学生的地位，甘当一辈子为革命而奋斗的老黄牛。过年初四回来很好，要在春节期间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这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坚决支持你晚回来。什么东西也不要买了，一切要俭朴，肉类足够（肉给你杨婶5斤），希你很好学习和工作。对工作要严肃认真，慎重，力求读稿写稿不出任何差错。要多依靠领导，切不可为显示自己而出风头。要破满防骄。
父：宗
1972.1.6、
这是我保存的16封信中最早的两封。此信四个月前刚刚经历了一次回城选拔。有人已回城，而我等众多的知青仍然留在农村。我心中的波澜已经平静，但父母仍然惦念我。爸爸在一周内给我写了三封信，足见父母对我的牵挂心连心。
当时我在大队当广播员。父亲写这封信时，我已在这个岗位工作半年多。工作条件好，要比挥汗如雨在田间干蹩脚的农活不知强多少倍，重要多少倍！我每天学习、写稿、播音，主动深入田间劳动或送水兼顾采访。大队领导动员社员搞好春播、夏锄和秋收的部署，往往是让我写篇公文，又由我播音，通过小喇叭传到家家户户，也经常播些小通讯等。我写的《人心齐，泰山移》、《贫下中农的好带头人王恩惠》（一队队长）都被上级广播站采用。我的声音早已种在社员心里。我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家里，父母为我的工作环境而高兴，为我的出色表现而欣喜，由此也减少几分对我前途的忧虑。当然，我给家里写信多是报喜不报忧。
我在这个众人羡慕的岗位上努力地工作着，但内心企盼回城的愿望仍挥之不去。1971年9月，我已被大队选上回城，名单送到公社，却因极左标准被人为删除。以后的两年，又再而三地错过回城的机会。如同刻苦学习的备考生年复一年地经历高考落榜，心里的苦楚可想而知。那时化解内心的苦楚的良药就是父母的深爱与教诲。父亲在信中写的“早晨当我还未起床时，思想上浮想联翩，好像听到广播声音。……于是想到你的一切。”爸爸对女儿，既高兴于现实，又担忧于将来。朝思暮想惦记着女儿的深情溢于言表。这种深深的父爱温暖着我的心，给我以力量与鼓舞。
信中提到“春节回家”一节，是指因我选拔回城落选，春节想家，又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情被父亲猜了个准。于是，他热切地招呼我回家。后来，又依我说：“支持你晚回来。”“要在春节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父亲总是特别理解我，我也特别依赖他。有了好事他与我共同分享，有了烦心事，他一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解了。有爸的日子真好！
父亲在信中劝勉，“能不能有计划,有系统的熟读几本马列主义著作，比如，共产党宣言，……等等。”时代变迁，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今天依然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思想武器。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工程，多年来对青年人的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这不由得让我感到40多年前父亲的劝勉，今天有一种“隔空喊话”的感觉。
父亲又告诫“孜孜不倦地学习,你会学到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更加热爱现实生活。”这些告诫一直成为我的座右铭。说来也奇巧，父亲四十多年前的教诲，我也曾类似地说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女儿，足见这宝贵的家书有温故而知新的意义。
父亲对我的帮助细致入微，具有先见之明。1972年1月6日的信嘱咐我“对工作要严肃认真，慎重，力求读稿写稿不出任何差错。”还真被他言中。几天后我念稿真的出了错。我在1972年1月11日日记中写道：“今天念稿犯了一个大错误，把朱魁元念成了齐魁元，影响极坏，事后王主任、邢主任都批评我。王主任说：一天八小时复习还念错！邢主任说：怎么连朱、齐都不分！我难受极了……”
看来我是把爸爸的话当耳旁风了。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如今，我也渐近古稀。值得深思的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也常常对我们的提醒、帮助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絮叨、多余吗！
父亲在信中对我的教诲是全面的，从学习到工作，从思想修养到工作作风，甚至到工作方法。他希望我孜孜不倦、谦虚谨慎、懂得珍惜、热爱生活……在父亲的要求下，我始终兴致勃勃地工作着、坚守着。
父亲在多封信中提到的杨婶是我家邻居。她是抚顺矿务局十九处处长的夫人，虽没文化，却极富同情心。她正直、热情而又是非鲜明。1957年我爸被打成右派的时候，经常来我家用缝纫机的张婶从此再也不来了，只有杨婶天天来我家看我们，嘴里叨念着，老高家是好人！当时，爸爸工资从76元一下降到53元，以致生活窘迫。1961年左右，家里几十尺布票要过期了，妈妈去找杨婶借钱，杨婶二话没说，拿出存折。又一年，每家三吨的煤票也要过期了，妈妈犹豫再三，向老邻居林叔叔张口，遭到拒绝。事后还说：“有也不借，得跟他家划清界限。”结果林叔叔被他的老岳父（也姓林）林爷爷痛骂一顿。
在那极左的年代，因为“五类分子”问题，父子反目，夫妻离异，朋友见疏，司空见惯。人家与我家划清界限真的无可厚非。但是，那些像杨婶这样的普通百姓及贫下中农，心怀恻隐之心，敢于同情、帮助像我们家这样落难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难怪父母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经常在信中提到杨婶，也在信中经常提醒我要感恩贫下中农。
这又让我突然想起了1958年，父亲下乡被监督劳动时的生活情景。好像农村社员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如城里的“林叔叔们”。他们也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的，这家送白菜，那家送韭菜，你家送鸭蛋，他家送大酱。当时，丁队长看爸爸扛大麻袋挺吃力，就说：“你不会扛别硬扛。你家就指你，干活悠着劲，别硬干。”后来，队里并不监督爸爸，但爸爸很“慎独”。让他一人挨家挨户起大粪，两个月的活一个月就干完。社员给队里拔花生，一边拔，一边吃，一边往自己兜里揣。而爸爸哈腰低头只顾拔。社员就把花生剥皮，硬往爸爸嘴里送。在妈妈陪伴和社员的爱护下，这段日子成为爸爸打成右派后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
重读家书，思绪万千。我从他被下乡监督时的自律，想到他的“慎独”。1945年，日本投降撤离中国时，被没收的珠宝玉器，堆在桌子上无计其数。当时，父亲作为国民党天津市接收大员，一粒不动、一尘不染。爸爸书信中对我的从严，也正是他“独善其身”的写照。
信中提到的“杨、史两同学”是杨素清、史慈荣，两位朴实而又真诚的老初一学生。这批同学和我们抚顺一高中同学下乡一个大队。当时，她们仅仅七年文化程度。十五、六岁的年龄，本应该继续读书，却一股脑地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一次，我见他们大白天躺在炕上，原来，月末粮食断顿正忍饿呢。有时，见他们没有菜，吃大饼子蘸咸盐水。现在想起来，心还酸酸的呢！这批“小青年”，大部分回城较晚。因为文化低、无技能，大多是“大集体工人”。他们的生存处境，又直接影响到对子女的教育。
爸爸在信中提到“招待这两位远方的客人”，正是我知青岁月患难与共的小姐妹。如今，她们早已超过耳顺之年，现在生活还好吗?
发表于 2016-5-12 20: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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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3 08: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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