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花果 二十八（下）

欸咿呀未

      每天早上走进公司大楼下班再出来，混在人群里，别人还不以为我也是干部？（羞死人了）但我毕竟还是个下力的人，只是工作太轻松，让我多年劳作贯了的双手一天到晚痒痒的，总想找事做。行政科人来人往的，公司大部分无所事事的都泡在这里，想赌上几把的也集中于这里，加之下班后一些单身男女无归宿，就在办公室打牌、聊天，搞得到处是烟头烟灰茶渍。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把我的作息时间做了调整，每天七点半就到办公室，把办公室扫干净、抹干净，把热水瓶灌满，这一做就是半个多月。有天科里开会，科长表扬了我，说得我心里冲冲的，副科长加了句话：“小鲁不错，每天卫生搞得好，只是我再提个意见，早上要是能帮我们都泡上茶，就更好。”从此，我又多了一个泡茶的工作。其实，干这些活并不累，比早上去挑农药、化肥轻松多了，总之，只要大家喜欢我就高兴。

      我对守仓库有一套，也就是说有一定的经验，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保管室开了个光，货物分类堆码得齐齐整整，又把油画箱悄悄搬来，挤出白颜料，在货架上编上号码，保管室里从此干净有序，没有了霉味。其实这点活也难不倒我，下放八年几乎没有歇过气，现在这点干部做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为了清点存货费了不少时间动了不少脑筋，晚上也没闲着，做表格、一式三份填清单，当我把好厚一沓子表格清单送给科长时，他惊呆了，不停地点头又摇头，“多少年都这样糊涂过来的，从不知家底，这下好了，小鲁不错不错不错。”

      副科长接过清单一目十行地扫着，翻了几页，拿出红笔把书桌一栏划掉，招手我过去，“我们这里书桌不叫书桌，应当叫打字台，懂吗？”我点点头，“懂了。”又学了一个时髦名字。其实我并没有懂，明明是张书桌只看你如何用它，俯身在上面写字看书看报就是书桌，放一台打字机它还是一张书桌。我不怎么敢和这个领导多说话，主要是怕他那副镶金边镜片后面的那双小眼睛，你永远搞不清他的视点落在了哪里，他跟你说话时从不望你，阴一句阳一句的让你不舒服。科长走到副科长桌旁问我对管理保管室的工作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希望进出库有个验收手续，领取物品要登记，否则，我怕以后讲不清。科长爽快地表示同意。保管室的手续繁琐了，骂我的人也多了，好多难听的话，可我最不喜欢听到的仍然是那句“乡里X”。

      我真的搞不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老是喊我乡里宝、乡里X。有次科长把一大捆资料放到保管室，整理时我看到了一份花名册，是全公司的，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好笑，那些拿我开心的人大部分是真的乡里人，爹妈职业一栏基本务农，出生地址都是什么什么县、什么什么公社、什么什么大队。我舒了口气，人模狗样的，乡里人有什么不好，不就是穷一点，苦一点，文化少一点？何必呢？祖宗都不认，虚伪！

       实话实说，我以前也看不起乡里人，下乡后看不起乡下人的高傲被一份畏惧所取代。那时农村阶级队伍划得非常严格，有贫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和坏分子，如果要我站队，我想我会依据自身的条件和社会的认同站到最后一列。但是知青生活改变了我，我知道我从来就不属于这个序列，也不会有人将我随便归类到任何队伍里，我只有一个称谓，那就是知识青年，一个对当地农民永远都是多余的另类，这也是我对社会的重新认识，套用政治术语就是世界观的改变。

       知识青年下农村，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是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中国的农村虽然广阔，但是贫乏的土地资源、脆弱的经济状况和悠久的历史渊源都经不起这样大规模的冲击，只是在同一个声音下，一个并不是愿打另一个也不是愿挨的两个群体在苍茫大地上无奈地被人为地撮合在了一起。因此，知青与农村碰撞出来的是尖锐社会矛盾的对立。农民作为农村的主体，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面对被打乱了的千年习俗，温饱难以维系的资源再被侵蚀，以及既有智慧并且充满狂野的年轻人的突然闯入，都抱有一种危机感。农民用历史上形成的宗族习俗排斥从城里来的学生伢妹子，用最高指示的令牌教育约束有知识的青年。而刚从文革中转业出来的红卫兵、待业多年的学生那一颗颗躁动的心并没有平复，从盲目的造反和对社会的反叛到突然沦落到要去接受再教育，非常的难以承受这种巨变和角色的转换，目空一切的他们把造反的余热带到了农村，幻想改变农村。

      农民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经过磨砺的知识青年就会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都是最高指示，你说谁怕谁？由此产生的对抗日益激烈。据说，中央一位非常有权威的人物说过：“国家花了几百亿，买了几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尽管有众多对知青政策的不满意，但是有着五千年古国文化的善良中国人也无时不刻在修补弥合这种尴尬的局面。

       记得我们刚刚被分到生产队时，棉花地里的工棚堆满了废弃的农具，常年失修屋顶被风吹得千疮百孔，土墙也垮塌得不成样子，因此，队上只好把我们临时安顿在几户农民家。我的住户姓孙，当家的在三年苦日子时大约吃多了树皮草根，把一个肚子撑得好大，一年四季都像快要临盆的产妇，两条水肿的腿脚把粗糙的皮肤涨得泛亮，一按一个窝窝久久不能平复，基本丧失了劳动力。这样一来，当家的成了一个摆相，当家人的老婆成了真正的当家人。每天她除了要和队上的男劳力一样永无休止地出工外，还要承担繁琐的家务，尤其是我住到她家后，唯恐怠慢了我，鸡婆下了蛋，间空会煮个蛋汤来改善一下伙食。每天晚上她都会提来半桶滚烫的水让我泡脚，说是可以活血驱寒，那时，她会坐在我旁边，和我聊聊家常，近乎天真地问些城里的生活。

      不知道她是怎么打探到了我的生日，硬是跑到供销社说尽好话赊回半斤肉，望着特意把盛着萝卜烧肉的菜碗放到我面前，我的泪水在眼眶里转，对于一个被过早地推向社会边缘，在身心发育时遭受饥饿和繁重体力劳动的毛头小伙子来讲，觉得在一个毫不相干的农家找回了文革中失却的亲情，心里装满了感激。我站起身夹起一大筷子萝卜烧肉送到女当家的碗里，哽咽着说：“孙妈妈，谢谢您了！”孙妈妈颤巍巍的双手捧着粗瓷碗，眼泪唰地掉落下来，“作孽啊，老天哟……”自今孙妈妈凄凉的哭声仍让我难忘我的知青生活，难忘朴实农民的滴水之恩，多年来每逢生日我不敢吃肉，不想勾起伤痛的回忆。从那以后，孙妈妈一直把我当自家人看待，队上哪家丢了一只鸡，骂得整个队上上下下都知道是知青的无聊之举，孙妈妈会把我叫到她家，什么也不问，点起火来炒一碗蛋炒饭，看着我吃光绝口不提谁家丢鸡的事。你说，我怎么能容忍有人用肮脏的字眼骂老实的农民！。

龙行天下

办公室里众满意，
仓库整理出成绩，
仍然难忘乡下人，
那是纯朴真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