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翟西滨 于 2016-8-26 21:14 编辑
“好下不好出。”这是当年广大知青的心声和共识。 上世纪七十年代,男男女女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千军万马,一声号令,我们背负行囊,怀揣户口,别离父母,插队落户,一夜之间,像被飓风吹到了黄土高坡的沟沟壑壑、村村落落,不知今夕何年?路有多远?18岁的青春面颊,透着稚嫩、天真和迷茫…… 常言道:要知梨滋味,自己先品尝。七尺男儿的我,下乡3年后,真正品尝了插队的酸甜苦辣,也对“好下不好出”有了切肤之痛。每到年底,总有一批知青招工返城,其形式多种多样:一是名额有限,论资排辈,逐级分解招工指标,层层落实招工名额;二是有国营和大集体单位之分,有的知青“寻情钻眼”,拉关系、走后门,渴望进国营单位;三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不少知青“有想法,没办法”,不得已选择大集体单位;四是银行、铁路等特行单位,要经考试录用,挤破头的场面,悲壮凄婉;五是偶有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名额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多被有权有势的子女占据,且成“戴帽指标”,你表现再好也干着急、干瞪眼,用知青的话说:“人行地不平,人不行地平。”那时,我们知青围坐一起,议论纷纷,牢骚满腹,我也纳闷:动员上山下乡,声势浩大,扳倒屁股一起数,不看表现,不论成份,不分男女,不比高低,一网打尽,一个不少,“一鞭子”统统赶到农村;加之,当年知青中涌现不少“扎根派”,铁了心要扎根农村一辈子,把一切奉献给黄土地,令人刮目相看,可敬可赞!事实上,后来不乏成为个别人捞取政治资本和人生仕途的筹码。一旦,头戴光环,摇身一变,雄赳赳、气昂昂,“拔根”返了城。 年年政策嬗变,人人境遇不同。每到招工佳音传来,知青们犹如漫漫长夜冬眠的生灵,瞬间看到一线曙光和希望的田野,大家异常兴奋,明里心照不宣,守口如瓶,暗里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有人立马不出工,火速回城搬“援兵”;有人玩失踪,岂知在忙啥?更有人提着“炸药包”(指糕点)、“爆破筒”(指烟)或“手榴弹”(指酒),趁夜不观色,东跑西颠,巴结权势,其目的疏通关节,打通路径,早点招工返城。别小瞧8角钱一斤的点心、5元1角一条的“牡丹”烟或4元一瓶的“西凤酒”,那会儿,这些东西,可谓“出手大方”。有时“炸药包”、“爆破筒”和“手榴弹”,真能攻克“碉堡”。招工进城,满面春风;招工不成,一脸愁容;个别女知青一天到晚,争争吵吵,哭哭啼啼;一些男知青抱着“不达目的死不休”的信条,隔三差五跑到大、小队干部家中,软缠硬磨,赖着不走。我的知青朋友告诉我:当年他所在的大队一男知青闻听招工,每晌收工后,像个急猴和乞丐,拿着空碗,边走边敲,独自到大队书记家撂话:“今年不放我走,天天到你家吃饭。”前后历时一个来月,搅的书记家,鸡犬不宁,不得安生。 人生如戏。清癯的我,咱没“二”劲,惟有直面现实,约束自己。忧也罢,愁也罢,无济于事,思来想去,人还是要有一种精神。 1980年元月31日,我在日记中写下一首小诗“一位知青的真话”,聊以自慰—— 我不是诗人, 也不是作家; 我是一名知青, 不能不说真话。
有人说“下乡是去吃苦”, 我承认这话; 难道我们是“公子”、“小姐”? 吃点苦就大声责骂。
没有苦哪有甜? 考虑自己更应想到国家; 祖国有难不正是母亲有难, 儿女吃点苦又算得了啥!
有人说“好下不好出”, 我也曾有过这样的话; 想一想九亿人的国家, 咋能事事都办得利洒?
知青同志、我的战友呵, 咱们要从大局出发; “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这就是我一位知青的真话。 拙诗一字未动,照实录之。如今回味,透着一股激情年代的率真和稚气,也映出当年我对插队“好下不好出”的心境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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