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天蓝 于 2016-3-15 22:14 编辑
《离开北京那年的春节》 ---以此悼念已逝去的邻村北京知青王英大哥
那是一个非常冷、非常冷的冬天，1968年12月26日我们从北京上火车，第二天早上，我们到达了山西的忻县专区，下了火车后按照名单，坐着标着1号、2号、3号的军用大卡车，开往忻县地区的岚县。下了那辆敞篷的军用大卡车后，我就迈着毫不听使唤的两只脚下了车，我的双脚刚上车，就早已经冻得没有任何知觉了，我的眼泪刷、刷的，不知不觉的往下流，本来不想叫别的同学们看见我的眼泪，但是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同来的知青同学赶快打来热水，帮助我烫脚，谁知越烫越难受，像有刀子挖我的心脏一样闹的慌，估计是没有了知觉，在遇上热水，脚丫子接受不了吧，心里翻腾就不知不觉的流眼泪。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的插队生活就在这里开始艰难的历程了。在县里党校休息了一天，次日我们就坐上村里接我们，一个村干部的小毛驴车，一路上磕磕碰碰、颠颠簸簸的走了60里的土山路，来到了我们插队的那个小山村里，一个在荒山僻岭的小山村、正面是面对黑碴子山，背面是靠着黄土坡、村前一条清澈的小河的山村插队，那是一个非常闭塞、荒凉、落后的小山村，离县城有60多里土路，几乎到了岚县的边缘，是个鸟不拉屎、鸡不下蛋的贫困村子，听老乡们说那黑碴子山上，解放前曾经有一架飞机失事后，撞到了山头上，问了小学校文邹邹的老师后，他说是杨虎城将军一家飞机出事的那座山。本想上去找找飞机残劾，可老乡们说，他们的祖辈当时也想上去找找来着，可是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座大山，我们远远望去，黑黝黝、阴森森的一座大山，整个阴面非常渗得慌，所以我们也就打消了上去找东西的念头了。插队的那个村子好在他们祖祖辈辈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冬天农民们是不出工的，整个腊月都是农闲时间，我们天天可以在家休息。刚去的时候，队里派了一个老乡专给我们做饭，每天给这个老乡记十分，这是个轻省活计，做饭的是队长的哥哥，没有关系，这个活可是捞不上的，其实那时候就有走后门的了。只是那时候人老实，不敢反抗，这样我们刚去的时候，过的倒也自在舒服。转眼间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了，眼看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我们村里的其他知青同学们，家里先后都寄来了回北京的路费，他们就都陆陆续续的，一拨一拨的回北京过春节去了。村里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我们都是黑五类，我爸妈在牛棚里圈着、她爸妈在学习班里学习。从小我们俩在一个大院里长大，我们的家里面，肯定没有人给我们寄路费，于是我们俩个女生，就只好老老实实的呆在村子里耗时间了，心里不免酸溜溜的。 冬天农民们的生活也就是串门子、打扑克、赶集、准备年货。因为我们刚进村不久，和老乡们又不太熟悉，也不好意思到农民家里串门，最主要还是语言不通，听不懂他们的话，无法沟通，他们说话，我们要竖起耳朵，仔细的摸索的听，所以我们也只能过自己的日子，一次出门隐隐约约听老乡们说，离我们村大约有12里地的地方(属于方山县），年前有一个热闹的大集，很红火，卖什么东西的都有。于是我和那个女生商量，我们两个人一个留在家里等着领饭，另一个则去赶集，如果能买一些过年时吃的、玩的、用的回来过年，那就最好了。不管我们怎么惨，也得过年不是？商量的结果是：另一个女生留在家里领饭，赶集的艰巨任务就交给了我。 跟着村里老乡的后面一路走去，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那个所谓的大集了。大集就是马路两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老乡们自己家种的各种农副产品的小摊儿，因为是春节前夕，大集上也非常热闹，人山人海的一眼望去，黑压压的一大片，卖什么东西的都有，大葱、鸡蛋、圆白菜、蒜、肉、土豆等等各种农副产品。还有合作社摆的花布、农具等等之类的生活用品。 当时，我也没有什么目的，主要是兜里也没有什么钱，就在这大集上瞎转悠呗，同时我也看见有几个邻村的同学，我们都是一辆火车来的北京知青，他们也在集上瞎转悠呢。当时的知青和老乡，一眼便可以看出来，因为男老乡们他们大多穿的都是：一水的黑色大襟衣服，和黑色大免裆裤子，外加一顶中山帽，脸蛋被黄土高坡的西北风，吹得黑红黑红的。女老乡们则是一水的花、红、黑色大襟棉袄，和黑色的大免裆裤子，外带一顶中山帽子，和一条方格头巾，她们围头巾的方式很特别，像穆斯林一样，就只露一双眼睛在外面，偶尔露出来的脸蛋，也是两个脸蛋黑红，俗称高原红。知青们不穿那样的衣服，我们都是一身蓝、或者一身国防绿，棉鞋、大棉猴、毛线大围脖，皮肤细腻，这就是知青和老乡的区别。 我孤孤单单的在集市上转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东西可买，就准备返回村子去了，已经接近走到大集的边缘了，只见一个年轻的农村妇女，抱着一只漂亮的大公鸡，她走到我面前，嘟噜着说着我听不懂得本地话。我看着她啊？啊？啊？了几声，她看我一脸狐疑还一直啊？知道我亥不哈（听不懂）她的话，就用简单的话语对我说：“麦(买)哈，麦哈，指指那只鸡。我大概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叫我买她怀里的公鸡，我转眼看了看她的那只鸡，是一只非常漂亮的大公鸡，分量大概有五、六斤重，五颜六色的羽毛，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炯炯有神的盯着我看。我问她要多少钱?女老乡她却说:“你看、你看。”因为我们是北京来的知青，乡亲们看我们，就像我们在王府井大街看老外一样，立刻我身边就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老乡，水泄不通的，有会说普通话的农民，就主动上来慢慢的、一句一句的给我当翻译说:“快过年了，她家等钱用呢，锅里做饭没有盐、点灯也没有煤油了，叫她怎么过这个年啊，你就帮忙买了她的这只公鸡吧”。那时候我们知青也很穷，花钱也得一分一分的算计，从家里走的时候，家里只给了我5块钱，买些牙膏、肥皂、手纸什么的，已经所剩不多了。我对她说：“我只有六角钱“。因为不想买，所以故意把价钱压的很低、很低的。没有想到那个农村妇女二话不说，就把公鸡塞到了我怀里了，当着那么多乡亲的面，我也不好意思反悔了，只好慢悠悠的从兜里掏出六角钱给了她。买卖成交，人就‘呼啦’一下子散了。我提着刚买的那只鸡，刚走了两步，就又过来了一个男老乡，是个老人家，他身上穿的黑色的大襟棉袄和黑色的大勉档裤子，胸前和袖口黑油油的发亮，原来是结了一层硬硬、黑黑、亮亮、厚厚的油腻壳子，全身上下还补了很多各种不同颜色、大小不一的补丁，怀里也抱了一只大花公鸡。老人家不说话，颤颤巍巍的把他手里的鸡，往我的怀里塞。我急忙举着手里的公鸡，在老人家眼前晃悠，告诉他我已经买了一只了，不要了、不要了。他慢吞吞的咕噜了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拉住不叫我走，好像打架一样。本地老乡们立刻又围上来，又来帮我做翻译说：“说他家里更穷，就孤零零的一个老头，日子过的很可怜的，你也帮个忙吧，叫他回家过个好年吧，你看看他多可怜啊。”可是，当时我的兜里真的也只省下四角钱了，我从兜里掏出那四角钱给他看（其中还有一角钱是钢镚），意思告诉他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钱了，就只有这些钱了。没有想到这老大爷他竟然，颤颤巍巍的从我手掌心里，拿走了那四角钱，顺势把鸡往我怀里一塞，转身步履蹒跚一步一挪的走了。我愣了半天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感觉特别对不住老大爷，心里十分惭愧。转眼之间我又得到了一只大公鸡，这只分量比那刚才的那只还重呢。1969年初的山西，那时候乡亲们的日子，过的真的非常苦，母鸡会下蛋就留在家里，鸡蛋可以换钱买盐、买煤油、买食油、买布，这都是家家必备的东西，家家的副业只有用鸡蛋换钱。公鸡吃的又多，又不收益，所以给钱就卖了，因为插队的地方闭塞，老乡们只延续他们世世代代的生活习惯，他们在家饿着都不出远门，他们只知道吃猪肉，但不吃鸡肉，鱼肉，野鸡、野鸽子，后来这些东西，就都变成了知青同学们的美味佳肴了。我拎着买的那两只大公鸡走出大集，又看见了邻村的那些男知青，空着手准备回村。虽然我们互相不认识，但不管怎么说也是坐一辆火车，从家乡一起来的同学啊。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公鸡五角一只，不大一会儿功夫，只见他们也都每人一手、拎一只公鸡，往自己的村里走去。那时候我想吃肉想得快疯了，猪肉虽然很香，虽说也没多少钱，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啊，买公鸡可就不一样了，只有4、5角钱，那大公鸡杀了，怎么也得有3~4斤鸡肉呢，我心里高兴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感觉捡了天大的便宜，拎着两只公鸡大步流星的，噌噌的窜回了村子里，十几里路我一点也没觉得累，过年的时候，我俩高高兴兴的炖了一只大公鸡。我们就这样美美的过了一个，有足够肉吃的好年，想想正月十五，我们还可以再宰一只鸡呢，我俩真是太高兴了、满足的在屋子里直蹦高。 大年初一的早上，听村里人说县剧团的要来公社唱大戏，村里除了不会动的老人以外，几乎全村人都出动去公社看大戏去了，看戏的大军，一路上浩浩荡荡的，我们俩吃完了饭，也一路小跑的，跑到公社看戏去了。公社的大戏台，就是高高大大的一个大房子，三面有墙，一面没有墙，没有墙的那面对着观众，演员们就在哪里唱着山西梆子，当时唱的是什么戏我忘了，反正咿咿呀呀的，山西话本身我们就不懂，加上梆子乒里乓啷的乐器声，我们就更听不懂了，这时我们俩看见隔壁邻村的男知青，他们也来看戏了，老乡见老乡，因为有了买鸡的情报，我们就站在戏台下面聊了起来，互相问问哪个学校的、今年怎么没有回家啊？都叫什么名字等等的。不用问没有回家的都是黑五类。忽然，男知青中有个姓王的男知青，后来知道他叫王英，长得胖乎乎的说：“他们这是演的什么啊，一句也听不懂。还不如咱们上去演一个呢，肯定比他们演的好”。旁边另外一个瘦瘦高高的，姓宫的男知青笑着，不服气的将他的军说道：“有本事你上啊”。俩人就较上劲了，哪个王英大哥突然转过头来问我们俩：“你们俩会表演什么节目？”我俩先是一愣，回过神来后就说：“舞蹈《红军不怕远征难》行吗”。不料哪些男生，却异口同声的回答说:“行啊，没问题，那咱们就红军不怕远征难了，你们跳、我们唱”。于是，只见王英大哥一转身，‘嗖’的一下子窜到了后台，和县剧团的团长交涉，我们是北京来的学生，想给乡亲们拜个年，顺便也想为乡亲们表演个节目。让人真没想到的是，哪个县剧团的团长，居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愣是叫演了一半的大戏停住了。然后他走上台，用本地话对乡亲们说：“哈面由北京来的学生娃娃，给大家演一个节目哈”。我估计就连县剧团的领导和演员们，大概也想开开眼，看看首都北京来的人，到底要演什么节目。后来，王英大哥镇静的走上台去，落落大方的代表我们所有的北京知青，上台后他说：“我们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来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今天一、是和乡亲们见个面，希望今后乡亲们能多多帮助我们，二、是今天过年，同学们给乡亲们拜个年，顺便表演个节目，给乡亲们过年助助兴。”老乡们更是惊奇不已，北京娃娃们要演节目了，这事儿在当时真是太轰动了，乡亲们世世代代都是看古装戏晋剧的，文化大革命那个地方，也是山高皇帝远的，都没有断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北京人表演什么节目，估计他们连一点想象力都没有，本来我们俩还想练习一下舞蹈的动作，然而已经完全来不及了，就这样直接上吧。 想起了那次的演出，还真是叫做一个‘刺激’。那帮男生好像是都受过专门的声乐训练似的，每个同学都是男高音，歌声特别嘹亮，非常像专业的演员，尤其是那个王英大哥。我们女生的舞蹈吗，不谦虚的说就更没说的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家庭，是没有资格当红卫兵，闲的没有事情可做，成天就在一起唱歌、跳舞、打乒乓球了。虽然没有排练，轻而易举的就表演完这个节目了。节目演完之后了，掌声非常热烈，据后来乡亲们说，他们看了一次从未看过的节目。他们觉得真是太新鲜了，老乡们从生下来，祖祖辈辈就只看过、只接受山西梆子，其它任何剧种、形式都没有接触过。所以我们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大的反响和效果，就连公社主任、书记后来也对我们另眼看待了，原来他们认为我们是一群只会吃喝的小娃娃，啥都不会干，后来他们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从轻蔑改成尊重了。从那次演出之后，乡亲们和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也亲近多了，因为那里民风淳朴，和乡亲们的关系也一步步的越来越近、越像亲戚了，我们也和村里的女孩子们，成了最好的好朋友。那个春节，虽然我们没有回北京过，但是我们过得也非常愉快，我们过了一个有肉吃、又快乐的春节，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春节。 社会真是一个大舞台，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学到了、得到了在北京我们所学不到的东西，邻村的那些男知青，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他们落落大方与人交往的经验，叫我们知道了人与人之间是要沟通的，他们个个都好像个大人。虽然我们在农村很艰苦，但是在农村过的这个春节，叫我们感觉到好像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本来我们回不去北京，比起回北京的同学好像很惨，可是我们在北京，不一定两个人吃一只大公鸡，也根本没有给那么多人演出的好机会啊，想想那个春节，真的很刺激，现在想起来都很激动呢。 只可惜邻村的那个王英大哥哥，他回北京后得了重病，已经去世快十年了，今天就与此文章，送给哪位已经去世了的可亲可敬的王英大哥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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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8 16: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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