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指的是秀才博学多闻,具有洞察世事变迁和预测未来的能力。即便每天关门读书,但天下的大事也能知晓。显然这是夸大其词,其实未必如此。但不管怎么说,真正的读书人与不读书的人相比较,毕竟还是懂得许多诸如礼义廉耻、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等方面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刻苦的读书,再加上具有一定融会贯通的能力,称其为“全知天下事”,似乎也能沾上点边儿。
“秀才”之名,由来已久,战国时代的作品《管子》里说:“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这里的“秀才”二字,大概是“秀才”一词的最早出处。到了汉代,才成其为察举科目,意思是选举优秀人才,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度,但秀才仍然是选拔人才的重要科目。唐代秀才科考试历时三十年,始于唐武德五年(622)年,而且其地位当时在诸科之上。《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云:“初,秀才科最高,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也就是说其衡文标准分五等,除以上四等外,再加上“不第”一等。据记载,开考之年,只有一人秀才及第。
明清两代,“秀才”一词,专门用来称府、州、县的生员,所称的秀才,是指通过童试后博取的一种功名。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县试由知县主持,府试由知府主持。在清代,县试多在每年的2月份举行,府试多在每年的8月份举行。而最高一级的院试由各省的学政、学台或宗师主持,因为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所以称这一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为生员,又称诸生、茂才、秀才等,一般习惯上也称“相公”。考取了秀才,也就是获得了一种终身制的资格,就意味着可以享受政府经济上的各种优免待遇和法律上的宽松政策,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真正地从一般老百姓中脱离出来,走进了士大夫阶层。
在封建社会,一旦有了“秀才”的头衔,在别人看来了他就有了“书香”的味道,进入了“斯文”的行列。倘若有人来羞辱他,这会被人指责为“有辱斯文”的骂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一般的交际场合中,他都可以占此便宜。当然了,作为秀才本人,言谈兴止,也得让人家看出来读书人的样子,或者说也有必要端端架子,说起话来,慢条斯语,文质彬彬;走起路来,要踱踱方步,所谓“宁可湿衣,不可乱步”。即便是天上下起雨来,跑得也不要过于急促,否则就可能招致别人的嘲笑,称其为“没有斯文”的体统。
童试应试者多,而中式者少。一旦被录取,即登科名,因此受到读书人的普遍重视。叶梦珠的《阅世编》卷二曾记载了崇祯七年(1634)的一次县试。文中是这样写的:
是时,应试童生不下二三千人,先期盖厂北察院中,借取总甲棹杌,编号排列,用木绑定,不得动移,将儒童姓名编定次序,如院试换牌之法。各路巷栅,先遣官役把守,朝不早开,独留学前一路。诸童俱集广场听点,自拥高座,以次唱名给卷。领卷毕,即向东转北,由东栅入试院,卷上编定座号,入场对号而坐。又分号出题,题即密藏卷后,即封门,方示以题之所在。
从这一段记载中,就可以看出在明末之际,其县试的规模、排场之大。至于说到府试、院试,不用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规模、气派恐怕又要增至数倍。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描写了一段清代有关院试的一些情况:
院考之试题为《论语》、学(大学)、庸(中庸)题目八股文一,《孟子》题目八股文一,五言六韵试贴诗一首。鸡鸣入场,交卷时不准上灯。衡文得取录者,先挂水牌,名额则多于该县应取之学额一倍。翌日覆试,或作起讲,或作八股文两大比,限香一寸,并默写正场起讲。试毕,出正榜,开正门,放三炮,奏乐,吹打送榜,榜贴于考院照墙。榜发后,如被人告发,谓某生系枪替者,则单独在召试,果文理不通,则革去秀才。发榜后有一最困难事,即每县教官必与新进学秀才谈判印结费多少,印结费定,考官乃盖印,翌日方能来学院簪花。簪花者,学使坐大堂,向新进秀才训话,当时亦视为大典礼也。入学簪花,年少富有者皆着襕衫,戴飞绒帽,金雀顶。俗例,如已订婚或结婚者,应由岳家赠贺,此童生入学最得意之一幕也。
这一生动的描述,把清代院试的盛况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把那些当科秀才的那种志得意满、趾高气扬的神态都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文中尤其提到如果被人告发,系枪替者,还需进行复试的严格考试制度。翻开中国的科举史,应该说作弊与反作弊是贯穿科考始终的。据载,《呻吟语》的作者、明末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吕坤,他在十二岁参加县试时,知县曾怀疑其答卷出自他人之手,便在复试中以《放告》为题,让他作答,结果他在八股文的开篇时破题为“君子欲无讼,故先听讼焉。”用自己的机警的语言,反驳了知县对自己的怀疑的不满。
考入府、州、县学的成为生员,也称为进学和入泮,由此可见,童试是获取功名的重要考试,与乡试、会试组成科举考试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未进学的读书人,不管年龄大小,都称其为童生。在当时能够顺利通过三场童试的并非易事,有些读书人一次又一次的考,但总是不能如愿以偿,甚至说到了两鬓斑白的岁数仍为“童生”者也不乏其人。清道光年间广东曾经有多次百岁童生参加院试的情景。当然也有一些读书人,也算得上有“自知之明”,觉得实在无望,也就急流勇退了,心满意足地做他的“秀才相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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