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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插队落户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区。我们颠簸在汽车上，第一次望着铅云流动下，光秃秃的山梁，龟裂的黄土地和倾斜的草屋，流下心酸的泪水。因为这里，将是我们长期落户生活下去的地方。 汽车开进公社大院，大院满是人。广播里大声呼喊着各生产队的人，接受分配的知青。迎接我的是一位精壮的汉子，三十多岁，满脸笑容。他把我的箱子和被盖分别放到两个箩筐里挑起就走。 崎岖的山道上，我趔趄在他后面，走得很吃力。他不时放下担子，回头等候我。“你箱子里放的什么呀，这么沉”。“他不时聊着话问我。”“全是书”。“城里人硬是有文化，看这么多书”。他啧啧称赞着。 到了生产队我才知道他姓袁，是队上的粮食保管员。 我下农村的时候，不满十八岁。单薄的身子做不惯繁重的农活，晚上收工回来，浑身像要撒架一般。锄头一扔，往床上一躺便不想起来，更不想去抱柴烧火做夜饭。这时候，袁保管便来拉我去他家吃饭。每次吃饭他都要炒一两样蔬菜，或者单独给我煮一个鸡蛋，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我下放的生产队每个工才二角二分钱，全年每人分得半斤菜油。 离开城市，离开父母，独自插队在边远农村，加之生活上种种不习惯，我时时感觉苦闷和寂寞。袁保管有空便来我居住的小屋串门。有时送一碗泡菜过来。他劝我：只要慢慢做惯农活，就不会想家了。他山里人的朴实淳厚使我内心感动不已。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县上领导班子紧跟形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农业学大寨，围剿资本主义”总体战运动，我被大队党支部从生产队抽调大队专案组工作。 一天我们在大队小学教室里开会，有人进来报告下面生产队送“资本主义典型”来办学习班。我出门一看，惊诧不已，竟然是我们队的袁保管。他抬头望了我一眼，便低下头去。后来我才知道他进学习班的原因：他老婆打了一下窜进他家自留地的队长家的猪崽，队长怀恨在心，借口有人反映他任粮食保管期间，吃了几颗黄豆种子，把他送进了大队学习班。 学习班里，别人都交待了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唯独他的材料是一叠空白。大队党支部万书记亲自出马，半天过去，他闷头没有说一句话，气得万书记狠狠抡了他一耳光。我看不过去，委婉地对万书记说：“他实在没有那些事，就算了吧。” 大队万书记扭过脸冷冷说：“你们知青还是要分清路线是非，经得起考验！”看着万书记盛气凌人的神色，我浑身血液直往上冲。顾及到今后的招工招生要靠大队党支部推荐，我强压下心中的怒火。 第二天，在厕所里袁保管对我哀声叹气：“我没有那些事，叫我怎么说嘛。”我对他讲：“管他的，你随口编一些，说了好早回去。”果然，他按照我的主意，编造了不少“问题”交代，并且在材料上盖好手印，很快被放回生产队。 一天在山湾的小路上，我遇见袁保管。他消瘦得很厉害。原来精壮敦实的一个汉子，现在如五六十岁的人佝偻着腰，头发花白了不少。他告诉我，队里根据他交代的莫须有的“问题”，强迫他制订退赔计划，扣了他的口粮和工分，气得他年老的母亲瘫倒在床。我想起教他编的谎言，心里感到内疚与不安，只好安慰他几句就匆匆离开了。 后来我借调到县文工团，准备参加地区农业学大寨专题文艺调演。一天从文化馆排练出来，碰见到县城开会的同生产队的大队小学王老师。他亲热地跟我吁长问短。我想起了队上的袁保管。他告诉我袁保管死了。一次上山抬石板的时候，他不小心摔下来，在家里躺了几个月，没钱请医生，死在家中。顿时，我呆住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胸中一阵难过与悲怆。 一股冷风袭来，我打了个寒颤。县城街头大喇叭传出怪声怪气的反儒学法的社论。那时，正是春寒料峭的一九七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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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8 20: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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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8 2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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