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凤凰琴的几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在罗坝街上赶场,被那个社员意外地把我堵在公社大院门口,他在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的小儿子非要他把凤凰琴找回来。再三央求:要我在方便的时候,一定把凤凰琴还给他。 此刻我不能再说什么,这没啥方便不反方便的,凤凰琴本来就是人家的。我只不过是帮忙给他配一根琴弦。我也实在找不到,找不出长期占有别人东西的理由,是别人的东西,迟早总是要归还的。这个基本的道理,我还是懂得的。只不过就像在心里头割肉,是有点舍不得而已。 至于他为什么要在公社门口堵住我,人家肯定有人家各自的想法,我也能够理解的。多半他是怕我耍赖账,如果我一旦要赖账耍横,他马上就去找公社干部告我的状。要让公社的领导马上处理我,同时还可以搞臭我的名声,在公社领导面前,好让我下不了台。 其实,我并不是想耍赖的人。 在此刻,换句话说:我就是想耍赖张,也不能在熟人面前干赖账的事,更不可能在公社大院门口撒泼耍赖。 我赶紧答应他。我也怕他一旦在公社门口,给我增添事端,他一旦和我抓扯起来不好。有什么话,在哪儿说都行。就是别在公社大门口发生抓扯。 回到我的小木屋以后,我用单手托举着那把凤凰琴,来到那个社员家门口,小心翼翼地交到了那个社员手里,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社员,把那个凤凰琴捧在手上,拿进了屋以后,我这才依依不舍地转过身离开。 离开了那个社员家很久,我走在那条弯弯的石板路上,心里还在想着那把凤凰琴,没有了它,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手里总得抓弄点儿啥东西,好打发时光。顺着链接友谊大队和我们生产队之间的石板路,我盲目往前走着,鬼死神差地竟然又转悠到了罗坝街上,在街道旁边的那家国营商店里,还是那个售货员,他主动上前,热情地向我推荐了一把当时算是最好的《国光牌》口琴。这把口琴,当时的价格可不低,70年的时候都要6块多。那是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好几个月的伙食费里硬抠出来的。 以后这把口琴,每天陪伴着我,心里烦闷时就吹几下,高兴地时候也吹几下,闲着没事的时候拿来吹几下。也别管我水平如何,只要能吹出个调调就算数。后来这把口琴又陪着我,来到崇山峻岭密林深处的中秋院水利工地。伴随着我度过了难忘的知青生涯。 再后来,这把口琴又跟随着我,回到了大都市,走进了工人宿舍。我还曾经戴着这把口琴登上了文艺汇演的舞台,参加过全公司的文艺汇演。 1969年8月的一个深夜,我洗完脸和脚,把盆里的水端出去倒掉,刚回转身。发现在屋前的嗮坝里,突然有三个搬木头的人站在那儿,各自扶着一根长长的原杉木条子,(当地生长的树种最多的就是杉木)用手抹着头上上的汗水,做短暂的休息。他们那三个人同时都发现了我。 请看下一节《追击盗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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