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湾子纪事
41 转眼就到了毕业分配的时间，学校工宣队要求所有学生做出文革中表现的“自我总结”，选报分配志愿，经过群众评议，最后由造反派的“革委会”确定去向。据说这份总结还要归入个人档案，带一辈子。 我知道，选报志愿，只是一种形式，原本不必认真。所谓自我总结，对文革中“站错队”的“受蒙蔽群众”来说，实际上是一次清算过程，而我们班清算的重点，非我莫属。搞不好这总结会就会演化成批判会，甚至斗争会。 所以我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写了一份详尽的总结材料，回顾了我所经历的所有事情。当然具体责任，除了自己路线觉悟不高，学习领袖著作不够，就是跟随潮流，形势使然的套话，条理分明，无懈可击。在这份材料里，我把握三个原则，态度诚恳，只说自己，不说别人，甚至连王东老师也不曾提及。 我们班主任老师还是改不了假积极的毛病。虽然他如今也是造反派，还当他的班主任，但是造反派学生们对他并不尊重，背后依旧戏谑地称呼他“老神甫”或者“老黄（世仁）”，也许文革初期那些大字报把他搞得余臭未泯。 毕竟我在派性斗争中的表现太过积极，在一些公开交锋中曾令他难堪，回到班上后立场转变也不到位，连一次像样的检查都没有做过。早就把造加入反派队伍当成一种新的政治身份认证的班组主任老师为了帮助我更好地触及灵魂，回到革命路线上来，觉得应该趁此机会再给点温度。 班上通过总结原先分了两个大组，男生和女生分开讨论。一般是“站错队”的人先讲，然后大家提意见，被提意见的人还要对群众质询做出答复。 那天轮到了我发言，班主任老师事先特别提醒班上的造反派小头头，把两组合一，以便壮大声势，集中火力。他们还去请工宣队的三位师傅，申师傅淡淡地说了声你们自己搞吧，他们没有兴趣过多参与这些学生中的琐碎事务。 也许我的总结写得太过严谨，叙述面面俱到，态度不卑不亢，一般人挑不出毛病来，所以当我读完之后，教室里一阵沉默，并没有出现预期效果。班主任老师连问几声大家有意见没有，下面都没有人响应。 坐在我身边的造反派小头头碍着我的情面自己不便说话，叫我顺利过关又不甘心，低声嘟囔几句，想挑动其他的人出头发难，却没有人接他的话茬。 只有一位原来从红造委反戈一击的女同学，傻乎乎地给我提了几句不着边际的“意见”，还笑了场，引发一阵起哄，原来严肃凝重的气氛变为轻松调侃。 我和班上女同学们平时接触不多，那时大部分女孩不大开放，叫她们面对面去指责一个素无瓜葛的男生，总有些抹不开脸面。因为心存扭捏，张嘴说话还容易笑场，冲淡会场气氛。 我平时开展的灵活交往策略终于收到了成效，尽管主持讨论的班主任老师也不太甘心叫我这样顺风顺水地“滑过去”，一遍又一遍地询问谁还有意见，等了很长时间，回答他的还是一片沉寂，只得宣布通过，其顺利程度出乎我的意料。 其实我知道他们事前开会有过布置,也知道他们想趁机整我。只不过在高度不对等的话语权面前，要想有效地保护自己，只能运用智慧来进行斡旋。 在造反派掌权复课以后，为了生存，我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处世态度，表面上超脱派性，个人关系尽量融合，在江湖义气的幌子下，和大部分造反派男同学玩的不分彼此，使得他们中有些人即使想说上几句，当着我的面也张不开嘴。 在毕业分配问题上，我知道造反派一伙人的心思，就是软硬兼施，先把我们这些人拱下乡，这样，他们占有留城的空间就会更大。 当年上山下乡的第一道程序是个人自愿报名，据说先报名还能分个好地方。准备下乡的同学们陆续报名，有的还按要求写了决心书。班级当权者急着要凑够下乡名额，还想叫我带个头。而我却故意稳坐钓鱼台，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分配，绝口不提主动报名下乡的事，他们急我不急。其实我早已做了下乡准备，父母也已经认可。我清楚地知道，根据我的情况，报名不报名都一样。 班主任老师关切地问我怎么没有报名，我顺嘴撂过去一句风凉话：“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已经表示了服从分配，服从分配是无条件的，如果组织上想安排我去工厂，我也不能够说自己非要下乡不可呀！”老谋深算的班主任老师摇摇头，苦笑着走开了。 工宣队的师傅们好不容易才做通我的工作，他们认为我这个人很难缠，孬点子多，怕我再生出什么幺蛾子，增加他们协调难度，也不主张过度为难我。 42 为我安排的专场项目偃旗息鼓后，又有一些同学宣读自我总结，他们的运气就不像我那样好，造反派们憋足了劲，再无顾忌，话语尖刻，吹毛求疵，有的人搞得还很狼狈。还有些“站错队”的同学干脆不来学校，反正大不了就是下乡嘛！ 轮到造反派方面同学自我总结，多是些评功摆好的展示。我们这些人置身事外，既不用心去听，也不用心去想，更不必插嘴，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些什么。 自我总结的格式，包括姓名、性别、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及个人文革中的表现。那天是我们班造反派小头头自我总结，他的软肋就是所谓出身问题。当他刚刚用不太自信的语调报出自己家庭出身为“贫农”的时候，后排传出一声低沉但是却很坚定的声音纠正道：“中农！”这是卫新在说话。 会场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谁都知道，这小头头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曾引起过好几场纠葛。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纠缠一个中学生，家庭出身“贫农”或者“中农”，是一件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当时讲究这个。如果出身“中农”，本人说成是“贫农”，那叫隐瞒成分，属于政治品质问题。文革初期，卫新与这位小头头就家庭出身问题发生过矛盾，双方结下很深的“梁子”。 自从造反派全面掌控学校权利以后，一些造反派学生表现的踌躇满志，目空一切。我们班上这位小头头虽然在学校排不上名号，但是他手握班级大权，纠集几个人，凭着权势和拳头横行霸道，想打谁就打谁。我们这些“站错队”的人，一般都不和他发生正面冲突，卫新今天的举动，无疑是捋了虎须。 小头头真没想到卫新这时候还敢蹦出来，他带着威胁的口吻，加重语气强调说：“贫农，”“中农！”卫新的嗓门一点也不比他低。 “这不是炸刺吗？”小头头气得五官都扭曲了，口不择言地骂起来：“你呲什么牙！”“你呲什么牙！”这里说的“呲牙”是当时社会上一种流行用语，大约有“猖狂”的意思。“你有啥了不起！”“你有啥了不起！”卫新寸步不让。 于是双方开始揭短：“你尿床！”原来卫新早年有个尿床的毛病，最不愿意别人提起。在他眼里，谁说他尿床，是对他的侮辱，何况当着全班男女同学。“你隐瞒成分！”卫新也戳着对方的痛处说。 小头头“忽”地站了起来，指着卫新说：“有种你今天别走，”几个追随者也分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嘴里不干不净地逼视着卫新，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不走就不走！”卫新倔强地昂着头，看来他这回也豁出去了。 教室里的气氛顿时变得肃杀起来，小头头大声向全班吆喝道：“今天的会不开了，散了吧！”曾经“站错队”的同学们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教室。我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造反派脾气上来了，反对打人的班主任老师是根本镇不住场的。 我出门就往工宣队跑，刘亮紧跟在我后边。我们气喘吁吁地找到申师傅说：“他们要打人，你们赶快去制止吧！”申师傅领着两个队员，急忙向教室走去，我们不能跟了进去，暗自为卫新捏着一把汗。 出了学校，我顾不上回家吃饭，径直向路局后面的集体宿舍跑去。卫新的叔叔住在这里。他每次回到郑州，都会在这里落脚。卫新的叔叔是铁路小学教师，也是一个“铁杆老保”，和我们很熟悉，我们每次找卫新，就到他叔叔这里来。 等我赶到时，卫新已经回来了。在工宣队和班主任老师的干预下，班上的造反派这次没有向他施暴。小头头毕竟不敢得罪工宣队，他还想分配个好去处呢。 要说这个插曲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争执的由头也很无聊。只是从这一件小事上，表现出卫新的勇敢和倔强的个性，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孩子，在那种高压态势下，能保持宁折不弯的精气神，尤其是难能可贵的。
| 
发表于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