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6 · 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遗言”案 作者：袁敏

大乌珠

【编者前言】

       早在文革后期就听说此事了，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像类似的传说太多太多，加上当时自己年纪轻，生活阅历又少，故根本就把此类话题当作口号那样，喊过，听过就淡忘了。那还是前几年在孩子他舅家的书橱里看到了这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名为《重返1976年》的书，“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几个字，顿时让我深深地被吸引。

      说来有缘，此书作者袁敏的母亲曾经是老妈单位最早的领导，只要一说起“董静之”来，机关里上了一定年岁的人，都说她是个说话有声，办事干脆的好头头。当然，这与她早年为党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有关。

      作者袁敏是个思路灵敏的人，就从她父母所取名就可知晓。她原本在北京与书打交道，后来回到了杭州，最终成为《江南》的总编，也算是个在文人圈里颇有名气的人物。记得她那年在市中医院住院，岳母也正好在那里动手术，曾见过一面，印象一般。但她每次给自家新出版物的“卷首语”，本人那怕不细看里面的中短篇也是一定要认真读它的，每每读起她的卷首语来，总有一股子清风吹遍脑神，浑身自在。此卷首语，这完全就可以出版一册上好的书了。

      后来，此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改书名为《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年与“总理遗言”案始末》，并增加了一些珍贵的老照片；而初版于2009、5、28所写的“后记”，与再版2011、4、29写的“后记”的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了。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是从那个万恶的文革岁月里走过来的，那个年代给国家，给百姓，尤其是书中这些个深受其害、首当其冲的人所造成了一生都不得还转的伤痛！

此书我先后看了二遍，尤其是第二遍想到要转载给网友们阅读与了解时，不但看得认真，而且也做了些“功课”；比如，寻求作者的同意和书中的所有照片、专程上浙江医院看望作者的英雄父母及签名、寻找此事件制造者“蟀蟀儿”在养老院的踪影……

         

                                                                         2013、9

大乌珠

     

           卷首语2014·2期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个平常的夏日傍晚，天下着雨，路面积水，天色混沌。

      这样的天气，我一般是不出门的。但这一天很奇怪，鬼使神差，我打着伞冲进了雨中。光着脚丫，踩着雨水，心中有一种久违的清凉如水。

      我徒步走到凤凰山脚下的江洋畈湿地公园，在一个静谧无人的角落悄悄地站定。

雨停了，被雨水擦拭过的天很干净。远处，有一抹金红从大片灰白色的云翳中悄然升起。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晚霞。

      九年前，也是在八月，也是在一个夏末的傍晚，我悄然离开沸腾的京都，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像远行千里终回家乡的游子，一头栽进了西湖故里温暖的怀抱。

      从小枕着西湖的涟漪入梦，听着西湖的水波声长大，距离西湖不过几步之遥的菩提寺路蕙宜村一号的院落，虽然早已灰飞烟灭，但那栋青砖灰瓦爬满葡萄藤飘溢着桂花香的民国小楼却一直深藏我心底。儿时的记忆，年少的梦想，青春的泪水，寸寸都在那里留下了印记；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回到这里，寻觅走远的生命履痕。

      几个月后，在百岁文学老人巴金先生与世长辞之际，我走进了《江南》，开始了自己文学生命的第二次扬帆。我在自己主持的第一期《江南》的主编寄语中写道：无论是天意还是机缘，这样的巧合让我陡觉肩头的重量。文学薪火的传承于我突然间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

      九年来，我与《江南》相依相伴，情同手足；九年来，我与杂志社的同仁们心心相印，亲如家人；九年来，我和这本小小的刊物共同成长，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血肉相连。她有痛，我心疼；她受伤，我焦虑；她成长，我欣慰；她壮大，我开心！

      今天的《江南》和九年前的《江南》，相信在作家和读者们的心目中一定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发表一部部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还是推出一个个有潜质的文学新人；无论是举办创意独特意蕴深远的文学活动，还是设立具有公信力透明度的文学奖项……《江南》这九年之旅，一步一步都留下了清晰的脚印；滴落在九年之旅中的心血和汗水，已浇灌出不算绚丽、却透出与众不同的清香的花朵。

      在和《江南》告别时，安然之余，却也有千般不舍。好在《江南》新人辈出，后生可畏，他们都像我一样，对文学有执著的信念和坚守。《江南》在他们的手中一定会再创新的辉煌！

      祝福，是我此时此刻唯一的心意。

      我将离去，不再回眸。生命中的一段美好留给了《江南》，足矣。

                                

                                                           袁 敏

大乌珠

      马年春节过后，我从北京飞回杭州。刚下飞机，打开手机就看到一条短信——接李君旭大嫂悲告：李君旭今晨突发肺梗塞，经抢救无效，于8︰30辞世。

      我愣住了，心一下子很空、很凉。我知道，李君旭的突然离去，带走了一代人的记忆和未解的心结，也把1976年那桩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总理遗言案”的真相永远埋葬了。

      这些年，几乎每年春节，我们这些“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都会结伴去看望李君旭，虽然他长年病卧在床，身体状况并无半点起色，但他见到我们时，脸上的笑容依旧那么灿烂，像一个纯真的孩童。

      女作家王旭烽有一次和我一起去看李君旭，出来后她对我说，李君旭的笑容还停留在八十年代，干净、明媚，这样的笑容以后不会再有了。

      粉碎“四人帮”后，“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李君旭）并没能马上出狱，一直等到翌年春节前后才被释放，但依然背负着“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政治上拖着的尾巴让一个曾经胸怀远大抱负的年轻人一度十分迷茫，拨乱反正的阳光普照到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需要时间，这他可以理解；回到原单位杭州汽轮机厂后，领导和工友们的热情也让他心生温暖，但不公开的、划入另册的限制使用，还是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勒得他很憋屈，很无奈。

      是文学救了李君旭。很长一段时间，李君旭将压抑已久的满腔热情和理想投入了文学创作，他的写作才华让他在郁闷无助时有了一条排解的通道。他在那段时间里写了很多文学作品，其中中篇小说《经营副厂长》发表在《东海》杂志上，广受读者好评；报告文学《啊！龙》更是在文坛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被文革禁锢了十年的文学的井喷时期，也是文学重归辉煌和灿烂的骄人时期。李君旭的文学天赋，让他在文学的舞台上重新找回了自信，也让他明白：文学，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朋友，无论你落到何等境地，文学都会对你不离不弃。只要你有一双眼睛，你就可以阅读文学；只要你手握一支笔，你就可以创造文学。

      李君旭的最后几年，生活十分惨淡，父母离世，妻子远渡重洋，长年相伴的只有一名护工。但是，他的床头永远都有文学杂志：《人民文学》《收获》《江南》……

      这次李君旭的匆匆离去让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他创作的文学作品却会长存于世，使得后人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尤其是“总理遗言”。

      这就是文学永恒的魅力！

                                    袁敏

大乌珠

《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与“总理遗言”案始末》后记

      清明时节，接到凤凰联动电话，让我为《重返1976》修订再版写点文字。

      此书再版时，凤凰联动将书名更改为《中国，漫长的一年》。起初，我并不太认同这个书名，觉得与《重返1976》相比，它显得平淡而缺乏张力。但慢慢地，我读出了这个书名中蕴涵的一种平静下汹涌的历史潜流，一种与国家命运无法分割的血肉相连。

      35年前清明前后发生的北京“天安门事件”，人们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文革”的尾声，也是划过中国遍布阴霾天空的一道明亮的闪电！

      多少年过去，那道闪电的余辉却一直没有消失。无论是在此之前周总理的逝世，还是紧随其后的朱德、毛主席的与世长辞；无论是唐山大地震带来的天灾，还是“四人帮”狗急跳墙造成的人祸，种种重大的历史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都让1976这一年显得格外不同，也显得无比漫长。这本书中写到的故事和人物似乎和“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依然让二者具有了无法否认的勾连；尤其是那种青春、热血、精神向度，更是一脉相承。

      这部书稿曾经在有关部门辗转审查了一年半之久，就在我几近绝望，相信这部书稿将会无疾而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却没有放弃，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使得书稿拨云见日。

      2010年1月该书出版后，先后有数十家报纸、网站连载、评介，当月就上了“新浪好书榜”，读者的热情和对这一段久远历史的关注，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当许多读者来电说买不到书时，此书的盗版却现身全国各大城市。

      就在这时，凤凰联动出现了，表示愿意重出此书。

      我知道凤凰联动出过很多热门的大畅销书，但我觉得《重返1976》这样纪实的回忆文章和采访实录，恐怕不具备畅销元素，我也不希望镌刻在我生命中的那段沉重历史，被包装演绎成秘闻轶事来博取读者眼球。

      然而，与凤凰联动交谈后，我意识到自己遇见的是一个富有人文情怀的出版团队，他们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重大事件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我愿意将修订后的书稿交与凤凰联动再版，并为此次再版增加了一些珍贵的老照片，我希望此书的再版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出版行为，而是一次共同的重返1976之旅，在穿越那漫长的一年的时空隧道中，不断地挖掘和发现历史对现实的观照。

                                                                                  袁敏

                                                                             2011、4、29

                   （本书作者父母袁啸吟与董静芝2012年于浙江医院。编者拍摄）  

大乌珠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后记

      追忆三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时，我并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以《重返1976》这样一本书的形式留存下来。当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关于三十年的等待和沉默究竟因为什么，我不想再说了，读者看完全书，自然会明了一切，我想说的是，关于这本书的产生我要感谢几个女人。

      首先，我要感谢李小林。可以说，没有小林，就没有这本书。我和小林相识在1976的冬末春初，正是“总理遗言”出笼的前后。可以说，小林见证了当年“总理遗言案”这场劫难发生在我们家的始末。三十年后，小林对我说：《收获》“亲历历史”的栏目应该有“总理遗言案”的真实记录，你是直接当事人，把那段历史写出来吧。于是我写下了《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文章在《收获》刊出时小林建议我将标题改成《我所经历的1976》，小林说，你原来那个题目过于敏感。我也是编辑，我能够理解，但心里还是遗憾。没多久，《收获》“亲历历史”的栏目停了，但小林却让我将这段历史的故事和人继续写下去，并说，你在《收获》开个专栏吧，你自己给专栏起个名字。于是，有了“重返1976”。这个专栏在《收获》断断续续横跨了整整三年有余，由于我自己也主持着一家大型文学刊物，工作很忙，常常到了交稿时间，我却一字未写；还有几次稿子交出去了，却又再三再四地改动，给《收获》增添了不少麻烦。然而，每当这种时候，小林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和耐心，让我心生愧疚，只有更努力地去回忆和挖掘这段历史。我想，小林和《收获》之所以执着地将“重返1976”这个栏目坚持下来，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是因为那段历史。

      第二，我要感谢王旭烽。旭烽是学历史的，虽然她身上更多具备一个女作家大多都有的浪漫性情，但她依然不乏一个史学人所拥有的视野、情怀，和气度。她一再对我说，对于“总理遗言”这段历史，最适合将它写出来的就是你了，你是当事人，亲历者，这是抢救历史，不是编造故事，你是有责任的。我和旭烽按北京人的说法就是发小，十七八岁时更是在同一个工厂朝夕相处，我们还共同创作过一个双人舞，我写歌词，她谱曲。我们之间情同姐妹，说话也很随便。但是，关于“总理遗言”，旭烽很严肃，她让我意识到，假如我不把这段尘封三十年的历史写出来，我真是无法面对已经开始一个个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想到日后我们剩下的当事人也会尘飞湮灭，这段历史有可能石沉大海时，我真的涌上一种迫切的使命感。当我“重返1976”的专栏文章写到第三篇时，旭烽居然给我写了一封万字长信，说实话，我看了这封信，想搁笔都不行，我真的觉得自己对书写那段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我又一篇一篇写了下去。旭烽的信我作为“代跋”附在书后，也是一种纪念。

      第三，我要感谢脚印和方雨辰。“重返1976”的专栏文章在《收获》杂志上陆续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原以为这样一段久远的历史，很难引起当下这个浮躁社会里人们的回望，没想到读者热切的反响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多家报刊网站的纷纷转载和网上许多热情洋溢的跟贴，让我感到了当下的人们对遥远的那拨热血青年的喜爱，对沉重的历史的探究与怀想。于是，我有了将这批文章集中出书的念头。但出乎意料的是，联系的几家出版社都报以长长的沉默。作为一个资深出版人，我当然明白这沉默的意味。庆幸的是我遇上了脚印和方雨辰，她们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秀编辑，一个是热爱做书的图书人，她们因为喜欢我的文章而愿意来出版这部书稿。脚印接受稿子后对我没有任何承诺，但我知道她为此书的送审报批到通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小方则从书的装帧设计到编排校对等等诸多细节上做了大量繁琐的具体工作，我对她们充满了敬意。

     我不知道是不是女人比男人更坚定，更执着，更有韧性，但我知道这本书的问世，恰恰是因为有上述这些优秀的女人。

                                             

                                                                            袁敏

                                                2009、5、28

（1950－2000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建园五十周年，几位老园长回园参加庆祝活动合影·左三为董静芝。）

大乌珠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4-12-5 21:36
全书只看了一部分，知道基本意思了，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有感叹，有商榷，更多的感觉是说不清楚。 ...

谢谢阅读！知青的后生活虽然变化很大，但中轴的那个线是是一致的，只是早晚的事。

先乡后城

    全书只看了一部分，知道基本意思了，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有感叹，有商榷，更多的感觉是说不清楚。

大乌珠

（这些大难不死的“总理遗言”当事人，现在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情。曾经的风波让现在的他们觉得，平凡地活着真好。）

      这真是一个贫穷而落后的乡村，但贫穷和落后的四周却是延绵起伏的青山，蜿蜒流淌的绿水，野艾蒿的清香拂面而来，空气的清新让人心旷神怡。

      王佑三居住的歪歪斜斜的茅草土坯房比想象中更破败，旁边的猪圈和茅坑与一般农家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他的院子里有一口水质清甜的老井，一棵枝桠茂密的老槐树，一群满地啄食的芦花鸡。而他的土坯屋里却摞着书籍和各种土制的实验器材及瓶瓶罐罐的药水、药膏、针剂。王佑三坐在自己的书籍和瓶瓶罐罐中间，他的头颅硕大，一头卷发像燃烧的火苗，眼睛灼灼逼人，语速很快，看病历一目十行。这是姐姐对我描述她当年第一次见到王佑三时的印象，他几乎不听我们讲述小弟的病情，只看病历，马上配药。药很便宜，一看就是悬壶济世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郎中。口服药、外擦药、还有注射的针剂，哩哩罗罗几大包。

      姐姐和嫂子的蒙城之行让哥哥穷途末路的病情陡然间峰回路转。嫂子为稳妥保险起见，悄悄扣下了注射针剂，只让哥哥服口服药擦外擦药。口服药比较简单，而外擦药却非常麻烦。哥哥须得在浴缸里用温度很高的热水将全身浸泡到皮肤发红，然后在皮肤尚未冷却时将调制好的糊状般的膏药迅速抹遍全身，用力擦拭1小时。哥哥总是在嫂子下班以后来到她的医务室擦药，我常去那儿看哥哥嫂子，哥哥涂满褐色膏药静静趴着的躯体和嫂子用力擦药而挂满汗珠的脸庞，以及那股弥漫在小小医务室里挥之不去的怪药味，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段时间以后，王佑三的神奇就显示出来。先是哥哥小便时很疼，小便颜色发红，里面偶尔还出现了一些软组织一样的东西。嫂子非常害怕，拿去医院化验，没有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类似小蚯蚓状一样黏稠的东西，又化验还是没有问题。再后来有时小便会很疼痛地解出浓鼻涕一样的东西，化验也没有问题。这下嫂子彻底放心了。哥哥说，他不知道小便里解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自己肾脏肾小球基底膜上沉淀的抗原抗体复合物，也就是医生常常告诉他现代医学知道但无法治疗的病因。难道它们真的被王佑三的药打了下来！这期间家人又几次去蒙城取药，我大哥大嫂也去过。后来就由大嫂找了一位在蚌埠的朋友每隔三个月托人到王佑三那里拿一次药，然后再托人带到杭州。与此同时，哥哥撤激素也一直没有停止，大约过了八个月，哥哥的激素也撤干净了，虽然其间哥哥有各种难以忍受的反应，但是最后哥哥都咬牙挺过去了。

      在哥哥服用王佑三药和撤激素的期间，我和姐姐去了灵隐上天竺的韬光。韬光顶上有个庙宇，里面的菩萨叫吕洞宾。在老百姓的民间传说中，吕洞宾是保佑人祛病免灾的神仙菩萨。虽然我们并不信神，但面对久病不愈的哥哥，我和姐姐还是专门准备了水果点心，在吕洞宾的神像前虔诚地供奉，希望他能保佑哥哥早日康复。吕洞宾的神龛下有一尊石雕龙头，龙嘴里长年吐出一池清亮的活水。我们去拜吕洞宾的时候看到有许多人拿着各种器皿在接水，他们告诉我们这里的水富含各种矿物质，对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有很明显的效果。我和姐姐听了这话立刻跑下山买了两只塑料桶，装了满满两桶回去，让嫂子烧水给哥哥喝。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到韬光打水，我们希望哥哥能增强免疫功能，早日康复。不久，有人对姐姐说，你弟弟病了这么久，你们也许应该去祭奠一下祖宗的。姐姐听了心里一惊。她知道，父母都是解放前很久就离开家乡出来参加革命，以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我们的祖上早年都已过世，我们几个孩子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从来没有在父母嘴里听到过关于他们的片言只语，更没有为他们去扫过一次墓。祖宗的墓地上没有后人的气息，祖宗会不会觉得凄凉；而后人没有祖宗的庇护，磨难会不会不期而至？姐姐想，父母革命了一辈子，他们内心深处难道真的没有给祖辈留下一席之地吗？姐姐向父母打听了祖宗的墓地后，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带着还在上小学的儿子悄悄地去了上虞和绍兴，分别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上坟。令姐姐惊诧不已的是，虽然几十年过去了，父母从来没有回老家给祖上扫墓，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墓却都保存完好，而且一看墓地就是经常有人在打理的样子。尤其是外公外婆的墓坐落在别人的田坂中央，按说墓地的阴气会让人忌讳，再说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人来扫墓，别人如果把墓掘了或迁移了也完全正常。可是墓好好的，墓碑也好好的，墓地周围高大的水杉和环绕的桑树都好好的。姐姐找到了墓地旁的人家，称他们坟亲，一再地谢谢他们。没想到他们说，董久大祖上是菩萨心肠的好人家，冬天施粥，夏天施药，行善积德。他们的后人出去以后虽然再也没有回来过，但祖宗还是会保佑他们的。姐姐想，小弟大难不死，是不是祖宗庇荫在暗中显灵呢？

      一年多以后，哥哥回到上海瑞金医院复查，所有指标全部正常，小便几年来第一次呈阴性。他想去看一下当年给自己治疗的沈大夫，却被意外地告知，沈大夫在哥哥出院以后没多久患抑郁症跳楼身亡。哥哥回想起以前在瑞金医院垂垂待毙望眼欲穿等胎肝的日子，想起自己肝脏初步治愈出院时，沈大夫对他说，你回到杭州后主要是治肾。如今，自己还好好地活着，而沈大夫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想起这些，不禁恍若隔世，五味杂陈。

      又休养了大半年，哥哥的身体基本康复，虽然人还是很瘦，但眼睛里已有了健康人才有的神采。1994年，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哥哥回到单位，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挑出其中一枚伸进办公桌抽屉的锁孔，“咔哒”一下，锁打开了。拉开抽屉，眼前赫然出现他生病离开工作岗位前收到的最后一份文件，上面表明的时间是1988年12月。

      哥哥想，自己怎么整整生了将近6年病，6年呀！从35岁到41岁，但自己终于活下来了。这场大病是1976年的牢狱之灾带给他的噩梦，但他能够活下来，也是1976年的磨难历练了他的坚强，只要活着，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从41岁开始，哥哥的生命之船又开始了下半段的航程。这时，他已经深深地领悟了生命的真谛：活着就是好的，活要活得真好，活着才能更好。活着真好！

    （全书转载完·待续后记）

大乌珠

（王佑三在他简陋的工作室，到处都是书籍和瓶瓶罐罐。）

      哥哥回家以后觉得医生给自己做的规定不行，激素怎么好终生吃？那还不成废人一个？事实上看到已经死里逃生，创造奇迹的哥哥，医生的想法只是尽量平稳地延续生命，从来没有康复的奢望。而哥哥却不这样想，他决心按自己的康复步骤行动，他又一次开始背着嫂子暗暗地撤激素，他认定自己不能一辈子靠激素维持生命，他一定要再冒一次险，他要重新像健康人一样地生活。哥哥按部就班的，循序渐进的，先撤六分之一颗，渐渐地撤四分之一颗，再慢慢地撤掉二分之一颗……撤到这一年大约五六月份的时候，反正是立夏的那一天，哥哥的小便突然多起来。哥哥闪过一丝诧异，却也没有再多想。没想到只过了几十分钟他又觉尿急，上厕所，比刚才尿得还要多，止都止不住。哥哥有点发慌，但他怕吓着嫂子，更怕当医生的嫂子一惊一乍，再把自己送回医院。他决定保持沉默，他希望自己的尿频尿急尿多只是一个偶然。春夏之交雷很多，天气闷湿，哥哥觉得人很难受，总像有黏糊糊的蚂蟥在身上爬。他不再喝水，吃饭时也不喝汤，只要是可能转换成尿液的汤汤水水他一概杜绝。可是尿还是越来越多，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有一种尿崩的感觉，人像泄空了一样。更让哥哥紧张的是，每次撒完尿，马桶里都是一堆泡泡。才尿崩了几天，哥哥人就突然瘦了下去，脸凹了进去，眼睛突暴出来，连身上的痣都挂了下来。嫂子终于发现了，哥哥100多斤的体重一下子降到80多斤。学西医的嫂子自然不能让哥哥玩命，肾病吃激素是多少年来盖棺论定的医疗手段，哪能随便说撤就撤呢？她陪哥哥去医院做ECT,肾脏功能已经问题严重，再发展下去就是尿毒症临界了。哥哥嫂子又满杭州上海的到处求医，问有什么彻底治愈的手段。然而，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无奈地摇头，除了吃激素维持，中医调理，等待自身修复，目前国内还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医生的结论让哥哥又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这次生病他已经从阎王爷那里死过一回了，难道九死一生回到人间还不能好好活着，还只能半死不活地拖延生命吗？与其这样活着，不如彻底放弃，没有生活质量的生命，要它何用？哥哥不甘心啊！他一边无奈地恢复了激素的维持量，一边四下里到处打听各种偏方秘方以及肾病康复的病例。

      就在这时，像有神助似的，我在北大作家班的同学何志云送给我一本薄薄的小书，书名是《医道怪杰》，作者叫苗振亚。直到今天我都在心里感激何志云和苗振亚这两位文友，虽然我从没有当面向他们表达过我深切的感激之情，但我不会忘记何志云当时说的话：“书中说的这位医生可以让你哥哥去试试。”我更不会忘记是苗振亚撰写的《医道怪杰》让几乎走投无路的哥哥和我们全家看到了一线生命的曙光。

      这位医道怪杰叫王佑三，是安徽蒙城香山乡一个叫潘湖村的偏僻乡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所有关于他的人生传奇不是他从小就失去了地主父亲，政治上备受歧视，生活里充满苦难；也不是他作为一个从未走出田野茅舍的乡村赤脚医生却敢于口出狂言，大肆抨击现代医学，抨击抗生素等化学药物。真正让他成为传奇人物的是，这位农民医道怪杰不仅具备一定的专业医学知识，还装有一肚子民间的马经牛经，写出了一本名叫《平衡医疗方法学——人体健康的钥匙》的医学小书，而且在他的乡村土屋里研制发明了一些药物和针剂，这些药物和针剂已经医治了许多病人。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全国许多疑难杂症病人辗转各大医院名医院都治不好的病，最后在这位乡土医生手里有不少人治愈了。但是，有两个称谓或者说两顶帽子始终伴随这位医道怪杰左右：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骗子”。

      哥哥拿到书的当天晚上就一口气看完了，王佑三的名字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医道怪杰”也好，“疯子”“骗子”也罢，哥哥对旁人加在王佑三头上的桂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书中讲述的被王佑三治愈的一个又一个疑难病例和他关于医学方法论的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当然哥哥更加关心的是书中介绍他对治疗肾病的独到之处。

      王佑三认为，如今的临床医学几乎变成了抗生素的一统天下。虽然抗生素、激素等化学药物对抵抗疾病，维护人类生命安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治疗作用，但这类药物的副作用却越来越严重，它们打破了人体的平衡，破坏了人体自身的防卫系统和免疫系统，医源性、药源性疾病相继而生，导致了疾病的复杂化。哥哥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王佑三说法的合理成分，进而对他医治肾病的独家秘笈也充满了憧憬。

      哥哥决定要去安徽蒙城看王佑三医生。这是一个太重大的举动，全家人对哥哥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的性命恨不得揣在怀里小心呵护，对一个陌生的，遥远的，不正规的，颇具争议的乡间民医不免顾虑重重。嫂子首先反对，她是个西医，对旁门左道的郎中草药缺乏信任；母亲也不太赞成，蒙城不像上海，乡间小路交通不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救都来不及；姐姐主张试试，正规的医疗方法已经穷尽，土郎中土办法或许有他的土道理；而父亲自始至终不发一言。大家争执不下时，嫂子一番话让所有人一下子都无话可说：“小弟能活下来多不容易，我不想再折腾再出什么意外了，我只要小弟活着，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嫂子说这话时泪如雨下，大家都沉默了。确实，哥哥生病那么久，最难最苦的是嫂子，她现在只想小弟平平安安地活着，这要求不过分。事情看来已成定局时，爸爸说了一句话：“还是听听小弟自己的意见吧。”哥哥说：“我要活着，但我要活得有生活质量。我一定要把激素彻底撤掉，做个正常人。我一定要试一试！”

      最后全家讨论的一致意见是：去蒙城。但哥哥本人不去，由姐姐和嫂子带着哥哥的病历去。然而，天不遂人意。那一年，刚好华东发大水，安徽几乎被淹没，浙江到安徽的交通一度中断。等待，只有等待，等待已经成为哥哥病床生涯中常常需要迈过去的门槛。

      一直等到大水退去，姐姐和嫂子才相约上路。先坐火车到安徽蚌埠，再坐长途汽车到蒙城，从蒙城坐小三轮走一段路后改坐手扶拖拉机沿田埂土路到香山乡，再让当地农民用自行车带到潘湖村，到了村口，路没了，姐姐和嫂子只好从自行车上下来，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田坂上。身边不知何时聚集了一群穿着破衣烂衫的孩子，他们嘴里大声地嚷着：“大姐给点钱，大姐给点钱……”

   （待续71）

大乌珠

     （“医道怪杰”王佑三。）

      哥哥终于为自己的命运作出了至关重要的抉择——转院去上海，到瑞金医院进行“胎肝疗法”。一路的风险虽然巨大，但浙一医院此时表现出了一家老牌医院对病人负责的态度和不以门户之见医术之分论高低的大家风范，他们派出了优秀的护理人员一路护送，不能中断的点滴吊针在旅途中照打不误，在浙一每天服用的药品全部配齐，足量带上。

      “胎肝疗法”就是从被人工流产的胎儿身上取得成形的肝脏，并以此为原料在无菌室里制成针剂注射到病人身上。那个年代做人工流产的并不像今天这样习以为常，重症肝炎的病人只能排着长队等待胎肝源。哥哥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但他同样需要排队，不能加塞，不能开后门，这是瑞金医院的品行和医德。对于等待，哥哥有足够的耐心，他既然来到上海，就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让陪护的嫂子感到心慌不已的是，瑞金医院和浙一医院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治疗手段，因为不同，瑞金医院要求哥哥停服从杭州带来的浙一医院配的所有的药。一边是胎肝源何时能轮上尚不得而知；一边是马上要停打停服除激素之外一直赖以维持生命的药，更大的风险需要哥哥再次作出决断。哥哥说，既然选择了“胎肝疗法”，一切就要听瑞金医院的，即便有生命之虞也在所不惜！嫂子忧心如焚，但她也知道这个道理，她只有无奈而又焦虑地看着哥哥微弱的生命之火一点一点偃息下去却束手无策。不但如此，沈主任又找嫂子谈了一个和哥哥性命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说你爱人的腹膜炎到现在都没有控制住是肝坏死的重要诱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控制腹膜炎，需要打特大剂量的抗生素，但是你爱人长期吃激素，现在还在吃，打抗生素可能形成二重感染。以前医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所以打还是不打我要征求你的意见。嫂子傻眼了，作为一个医生，沈主任两难选择的利害关系她是再清楚不过了。没办法，嫂子只好如实和哥哥商量。“打吧，不控制腹膜炎其它一切都没有用。”哥哥毫不犹豫地说。关键时刻，哥哥又一次挽救了自己。但是哥哥说他当时真的不知道二重感染的可怕后果，“无知者无畏”，这句话显现了它承载的人生哲理。

      上帝还是眷顾一颗顽强的生命的，哥哥在大剂量抗生素的作用下，腹膜炎得到了控制，同时按沈主任的要求，每天吃10瓣生大蒜，以防止二重感染。在度日如年地等待了将近一个月以后，第一支胎肝针剂终于合着生理盐水通过静脉一滴一滴注入了哥哥奄奄一息的病体，鲜活旺盛的生命之源经历了哥哥体内自身的血液循环，一点一点沉淀到哥哥几乎已经完全坏死的肝脏里，黑褐萎缩的肝脏如久旱逢甘霖的禾苗，一分一厘一寸一毫地开始红润饱满起来。第一支胎肝针剂注射以后哥哥又开始了新的等待，但这时的等待已充满了生命的阳光！沈大夫说“胎肝疗法”治疗重症肝炎的治愈率从理论上讲是有效果的，但放到一个具体的病人身上，仍然有很大的失败可能。事实上和哥哥一起等待胎肝的病人最终都死亡了，当然原因是各方面的。沈大夫说，这要看各人的身体素质、吸收能力、排异反应，等等综合条件。哥哥顽强的生命力和坚毅的求生渴望让他无可阻挡地进入了幸运存活者的行列，他肝脏恢复的速度和程度大大超过沈大夫的预期。第二只胎肝源是一个多星期以后的一个傍晚到的，等到制成针剂给哥哥注射时已是半夜。窗外漆黑一片，哥哥眼前却是星光灿烂。哥哥最终一共注射了六只胎肝制成的针剂，他那濒临死亡的肝脏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连沈大夫都说，哥哥是他治疗过的重症肝炎病人中病情最重，治疗效果最好，恢复最快的。

      哥哥后来在回忆从杭州病重到上海求医近半年的经过时无限感慨：这几个月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也是他除了留恋生命之外更加留恋家庭的日子。哥哥说，几年的生病，嫂子和他一起挺过来了，特别是到上海后，嫂子向单位请了假，一直陪着他，当时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渴望》，每当主题歌“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时，熄灯的病房里，哥哥和嫂子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相鼓励一起熬过当前的黑暗。哥哥还说，女儿出世不久，爸爸就生病，而且是一病不起，一晃几年，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一直留下了爸爸一次次病危，一次次转危为安，跌宕起伏的场面。哥哥在上海印象最深刻的是1991年春节，嫂子给哥哥带来4岁女儿的一幅画，画上有一行歪歪斜斜的小字：红灯停，绿灯行，爸爸面前永远是绿灯。那天，哥哥流泪了，他后来给嫂子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他记得是：今生今世无所求，惟愿三人总团圆！是啊，对他说来，家和亲情实在是太重要了！

      离开上海的时候，沈大夫和他的助手周大夫，以及参与哥哥治疗和护理过程的其他医生护士都来给哥哥送行。沈大夫神情严肃地告诉哥哥,你的肝虽然暂时救过来了，但你的肾还是一塌糊涂，你回杭州以后的主要矛盾是治肾。然而，哥哥当时并没有把沈大夫的话放在心上，他像一个在鸟笼里囚禁已久的飞鸟，急切地希望伸展自己的羽翼，拍打自己的翅膀，他想尽快地回家见女儿，见父母，他甚至想回单位里去看看同事们。肝脏奇迹般地复活，让他忽略了自己是一个“肝肾综合征”病人，他忘记了自己体内还有烂肾在悄悄作祟。

      哥哥回杭以后，家人早就在浙一医院给他联系好了病床，接送哥哥的汽车径直将哥哥送到了医院。哥哥一出车门，扑入眼帘的又是医院高大灰暗的病房和来来往往穿白大褂的医生，他大发脾气，嚷道：“我不住院，我要回家！再把我关在医院里，我真的要发神经病了！”全家人轮番劝说哥哥，劝他理智，劝他不要因为任性而将瑞金医院的治疗成果前功尽弃。

      哥哥虽然最终听从家人的劝告留在了医院，但他内心早已下定了出院的决心，并无时无刻地为此做着准备。浙一医院对哥哥肾脏的治疗确实也没有好的手段，除了吃激素以外再没有其他措施。哥哥在医院坚持了半个多月，无论如何都不肯再住下去，他每天都要和医生软磨硬泡，要求出院。最后医生只好答应，但嘱咐他坚持服用激素，两颗激素的维持量要终生吃，还要定期到医院做检查。

   （待续70）